启功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诗、书、画兼擅的通才，尤其在诗词方面，先生倾注心力颇多，即便晚年书名大盛，仍然自称“书不如画，画不如诗”。童年时期，先生大量背诵古人诗词，自十几岁时便缀文不止。虽然早年的诗作多已佚失，但就《启功韵语》一书中保留的一些二三十岁时所作的诗词来看，他继承了前人诗歌中的古雅之气。律诗《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当是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跟从溥心畲先生在北平参加笔会时所作，以其中的一首为例，可以窥见他早年诗歌的风貌：“太液池头芳信稀，景阳楼下暗尘飞。空悲客舍阳关引，且度秋娘金缕衣。残雪乍消烟漠漠，春寒未灭色依依。恨人滴尽相思泪，欲倩柔条挽落晖。”
先生此诗是拟清代诗人王士禛的《秋柳》诗，描写了主人公在孟春时节对离人的思念，“芳信尚稀”“暗尘飞舞”“春寒残雪”“漠漠轻烟”“柳条余晖”等一系列意象巧妙组合，所触、所感皆成妙章，韵格高雅，风味隽永，可谓深得唐宋诗家三昧。古体诗如《止酒》，记录了年轻气豪的启功先生与朋友饮酒而醉的场景：“踯躅出门去，团圞堕车右。行路讶来扶，不复辨肩肘。明日一弹冠，始知泥在首。”归家后，自觉惭腼，母亲也为之担忧，最终决意戒酒，“披诚对皎日，撞破杯与斗。沉湎如履霜，坚冰在其后”。虽是日常小事，但语言古朴典雅，叙事幽默生动，堪称“化俗为雅”之作。
到了晚年，先生作诗多抒发胸臆，用语平易浅近，又不为前人格律所拘束，自谓是“合辙押韵”而已，为此，他的诗词集只是谦称“韵语”“絮语”“赘语”。1997年，启功先生所作《古诗·其二十七》就表明了个中原因：“平生学为文，无非表现我。”因而，我们读他晚年的诗作，发现他多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感受随口道出，用词造句不加雕琢，有时幽默戏谑，有时调侃揶揄，细细读来，却自有风味。《鹧鸪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车》描写公交车上拥挤时“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车门拥挤下不去车时“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等句子，令人捧腹；夫人去世后，总有人来为他介绍对象，《赌赢歌》记录与夫人生前赌下的输赢账，语句之间尽显真挚，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律诗如《频年》：“酸甜苦辣本非殊，且喜频年乐不孤。小子如今才懂得，圣人从古最糊涂。饮馀有兴徐添酒，读日无多慎买书。欲把诗怀问李老，一腔豁达近何如。”语多通俗浅易，不过写其胸臆而已，但也不乏情理表露。
《论诗绝句二十五首》虽是评白居易诗，“境愈高时言愈浅”，同时也透露着启功先生对诗歌审美的认识。在他看来，语言的古奥与浅近，只是皮相之论，而无关境界高低，甚至说，高妙的境界并不一定需要太隐奥的语言。以此而言，白居易就是言浅境高的诗家代表。又评苏轼诗：“笔随意到平生乐，语自天成任所遭。”苏轼的诗笔随意到，语自天成，不假雕琢，不管遭遇什么，都可以寓之于诗，苏轼对于书法也是同样的态度，“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如此去作诗作书，真可谓平生一乐。这两句话也可作为启功先生诗词创作的注脚。在《论王朝闻〈论凤姐〉》一诗中，启功先生赞扬《红楼梦》时说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手写我口，造物失其私。”好的文章天然而成，不杂滓秽，清新照人，如此才能令读者感受到作者胸中悲喜，“我手写我口”一语出自清末黄遵宪的《杂感》。启功先生晚年的诗作，不泥于古，只是平实记录和表现，体现出文章的旨趣。
先生晚年的诗作还善于打破古人用韵的传统。1992年，在《启功絮语》自序中他解释自己多用俚语入诗的原因：“用韵率通词曲，隶事懒究根源。但求我口顺适，请谅尊听絮烦。”1995年春节所作《乙亥新年》：“老去渐于诗律细，平平仄仄韵便便。”便便，即不加约束，随己意而为，因用韵宽泛，不合古人，先生也自嘲所作诗为“词曲用韵”“顺口溜”等。在《启功丛稿·诗词卷》总序中，先生借陆法言、孙愐、杨万里、魏了翁的话表明用韵不拘前人规范的原因，陆法言“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孙愐“若细分其条目，则令韵部繁碎，徒拘桎于文辞耳”，杨万里、魏了翁也都主张日常吟咏性情之作，不必因循韵典，这些观念都为先生所认可。由此可见，先生并非不知前人用韵的规则，只是不愿用琐碎的韵部令文辞拘束而已。
（作者：王宁，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2020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