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唐长孺先生（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1942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1944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6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点校、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唐先生早年因学家渊源，于经史子集多所研习；而在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光华大学附中以及大同大学求学期间，主修英、俄语言文学、政治、法律、历史、地理诸科，故于当时东西方之学术文化皆有了解或掌握。他初攻旧体诗词，兼习昆曲、弹词，曾在《国学丛刊》等发表《绝虑》、《晓竹》、《解连环》诸词作，并先后翻译《海桑东游录》、《元经世大典图释序》 、《弗兰克林自传》及赛珍珠《大地》系列《儿子们》续编《分家》、美国传教士格雷比尔《新中国》等多种著作。同时研治宋辽金元史，自1935年至1940年前后，于《国学论衡》、《齐鲁学报》等发表《箭内互〈可敦城考〉驳议》、《耶律大石年谱》、《周文武陵考》、《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等多篇论文。
受聘蓝田国师，特别是于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唐先生由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兼治辽金元史的同时，研究重心转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诸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于《燕京学报》、《学原》、《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历史研究》等发表《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兴废及政治影响》、《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记》、《论五朝素族之解释》、《清淡与清议》、《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白衣天子试释》、《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等篇章。
1955年，唐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由三联书店出版，对这一历史时期许多前人未及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富于启迪性的结论或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 陈寅恪先生曾致函称赏，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论丛》之问世，可视为1949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充分占有诸种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融会贯通，将考据学与理论探讨汇为一体，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兵制、民族问题、宗教及学术文化诸论题展开深入剖析的史学名著之一，也由此奠定了唐先生在中国中古史诸领域的学术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唐先生又相继撰著出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唐书兵制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著作。并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中华文史论丛》、《武汉大学学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及日本《东方学》、《东方学报》、《东洋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太平经﹥与太平道》、《论南朝文学的北传》、《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の客と部曲》、《唐代の部曲と客》等学术论文数十篇。特别是在其晚年目疾加重、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撰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对其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做出理论性概括。他在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两汉时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亚洲型”封建社会的的论断；从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即“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入手，论证了“魏晋封建论”之重大问题；探讨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从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门阀体制、学术文化等方面产生的诸般差异；对唐代的变化逐一剖析，对唐代“南朝化”倾向之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进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阶段性发展之特质及演变趋势等做出了新的诠释。
唐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唐书兵制笺正》一书，对旧史记载做了一系列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条分缕析，纠正了兵志记载中的许多疏漏和错误。1957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60年底，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承担其中“北朝四史” (《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出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组长。1963年，赴京主持点校 “北朝四史”。前后历时十载，终告完成。这一点校本，既充分参考前人成果，又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唐先生不仅根据《册府元龟》、《通典》等增补传本《魏书》礼、刑二志中之脱叶、脱文，同时所撰写的“校勘记”， 广征博引，按断精审，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融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被海内外学术界视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
唐先生历来重视出土文物、文献资料。早在20世纪40年末即对新兴的敦煌学多所关注。1957年4月至9月，他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活动期间，于科学院图书馆阅读敦煌文书缩微胶卷，抄录大量卡片；曾向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先生提出成立敦煌学研究室之建议，因故未果。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4年前后，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及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曾发掘清理吐鲁番晋-唐古墓葬近四百座，出土大量古代官私文书。唐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批文书重要的学术价值，遂于1974年建议国家组织专门力量对之进行系统整理，并于1975年与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一道亲赴新疆考察，在库车古道上，唐先生因路途颠波，右眼视网膜脱落，竟致失明。同年，因唐先生之倡议，经国务院批准，受命主持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 他不顾眼疾，全身心投入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对近万枚文书残片逐一识读，通过纸质、书体加以掇合、录文，并在悉心考订的基础上予以“断代”和“定名”，十易寒暑，终将吐鲁番古墓葬所出此批十六国至唐代的官、私文书，古籍残卷、佛、道文献等整理完毕。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至10册；图文本1至4册，先后于文物出版社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公诸中外学人，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文书整理的规范和方法。唐先生又结合出土文书的整理，将之与中国中古史研究有机结合，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他所撰写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跋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差兵文书》、《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唐贞观十四年手买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问题》、《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西州府兵》等一系列有关出土文书与十六国至唐代历史的重要专论，与新出文书之整理一道，将我国敦煌吐鲁番学引向深入。
唐先生还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与相关工具书的探索与研究。1955年，受高教部委托，主编《中国通史》（二）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教学大纲；同年，在武汉主持高教部魏晋南北朝史教材编写会议；1962年，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史稿》审稿会议，负责审定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1965年8月，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三册（魏晋南北朝），由中华书局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唐先生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隋唐五代史卷》主编，他除了对该卷之条目逐条细拟、审定之外，还亲撰“隋”等长文辞条。他还曾创办《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等刊物；与其他多位著名学者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学术团体，为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唐长孺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民族、社会、宗教、学术文化、出土文献诸领域纵横驰骋，皆有建树，且不断开掘学术研究的新课题。唐先生治学，严谨认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既踵事增华，博取众家之长，复独辟新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理路和学术风格。他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辨析，注意新资料的挖掘和运用，对相关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洞悉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唐先生治史的重要特点之一。而这一特点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实证”史学的优秀成份，又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出无穷的学术魅力。他同时善于以小见大，从具体问题入手，透过具体的乃至零碎的片断的史料记载，揭示出重大的历史问题；他注重“循名核实”，从相关词义的变化洞悉历史演变的脉络，获得事关全局的重要结论。如所撰《〈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西晋户调式的意义》、《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唐代色役管见》等即是；他十分注意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有机关联。如讨论士族问题，则密切关注其荫客、免役之特权；研究兵制问题，则旁及户籍制、身份制、色役制及部曲、奴婢等相关经济社会之内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研究每一论题，必探其渊源和流变，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探寻其“变化与发展”。如有关魏晋时期江南的学风、魏晋至唐之官府工匠、魏晋南北朝的客与部曲、唐代的客户、南朝文学的北传诸篇，或上溯两汉以至战国时代；或下延至两宋时期，体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此同时，唐先生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的结合上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晚年撰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之许多篇章即为之树立了典范。总之，唐先生成为一代史学大家绝非偶然，与他的学养、学风、对史料与理论的高度重视以及不懈探求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他晚年自题的联语“著书敢期延岁月，湖山倘许小盘桓”，表达了他对人生的通达和学术的执著追求。且常谓：“史家‘四才’须铭记，为文切忌‘急就章’”，这是他自勉之语，也是他教示学子之箴言。唐先生的学风、学术成就、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之一，值得珍视和继承。
由于唐先生的论著发表或出版于不同时期，有不少篇章已不易搜求；甚至一些专著也因出版经年，迄无再版，而于坊间难以获见。他的相关论著，除《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唐书兵制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系他生前业已结集出版之外，尚有不少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另有一些手稿、讲义、札记等未公开刊行。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繁荣学术研究，同时便于海内外学人相对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唐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我们在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下，对其论著进行了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搜集、整理，结集为八卷本《唐长孺文集》。
经审慎协商，《唐长孺文集》确定如下取舍标准：
（一）译著暂不收录，但与古史相关的重要译文酌情收录。
（二）先已发表，后又经作者亲自修改、补充的论文，只收最后修订稿，如《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北凉承平七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贞观十四年手实中的合受田》等。
（三）个别时代色彩较浓的论文，暂不予收录。
（四）序跋类文章，酌情收录。
（五）讲义类暂酌收一部分。手稿《中国中古史大纲》中卷、《中国中古史大纲补编》、《中国近古史大纲》（讲稿）等，因卷轶浩瀚，眉批繁复，拟另行刊印。
《唐长孺文集》的校核、整理或加工，大致遵循如下原则：
（一）文集悉用通行规范繁体字竖排，全式标点，人名、地名、书名等标专名线。特殊情况下（如敦煌吐鲁番文书录文）适当保留异体字、古今字；原属内刊稿或未刊稿中尚难辨识的文字以“□”标出。
（二）作者生前已刊专著、论文，以原书、原文为底本；原文或原稿有疑问处，或参考作者修订本及手稿做较大增删改动者，则一律出按语加以说明（专著置于出版说明或整理附记中，论文置于文末）。
（三）引文校核，一般依据作者所用版本或通行本，明显错讹处径改；版本异文原则上不做改动。所引古籍、前人今人论著的指称（如简称或其他习惯用法），不予统一，以保留原貌。
（四）除个别文章外，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已刊专著、论文的注释，因页码变动，原序号及参见之序号、页码等，仍旧保留，另注明文集本序号、页码。
《唐长孺文集》各卷所收专著或大致篇目如次：
第一卷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第三卷 《山居存稿》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第五卷 《唐书兵志笺正》（外二种：《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
第六卷 《山居存稿续编》
第七卷 《山居存稿三编》
第八卷 《讲义三种》（《秦汉史讲义》、《魏晋南北朝史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附《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师生、历史系相关同事和唐长孺先生的有关学生、子女等分别承担了《唐长孺文集》的整理或校核工作。
程千帆先生、启功先生、金克木先生生前对《唐长孺文集》的出版均十分关心。启功先生还曾抱病亲为题签，令人感铭。
《唐长孺文集》的整理与出版，还获得诸多单位和友人的帮助。中华书局的徐俊总编辑、柳宪编审、李静女士等为之付出了辛劳；唐先生不同时期的学生，在文集的编选或清样的审读方面，也付出了劳绩。 此外，一些学界同行或建言献策，或帮助复制、翻拍唐先生早年文稿，多方襄助，不能一一列名。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0年10月1日
史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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