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黄正建，男，祖籍江苏兴化，1954年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长孺先生研习隋唐史，1981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主要为唐史和敦煌学。出版有专著《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和《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主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另有《唐代的斋郎与挽郎》、《唐代吏部科目选》、《唐代的椅子与绳床》、《唐代的“传”与“递”》、《平阙与唐代社会政治》、《唐式摭遗》、《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代的戒指》、《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关于武则天身世的一点猜测》、《占卜与唐代政治》、《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天圣杂令〉所见唐前期诸色人杂考》、《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天圣令〉中的律令格式敕》等论文数十篇。还参与翻译了《中国史研究入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等论著。
获奖情况：参与撰写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获历史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主编的《〈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敦煌学起源于敦煌文书的发现
记者：黄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从1930年起，敦煌学就开始逐步在我国学术界流传开来，并且其范围逐渐扩大，学术积淀也日益丰厚。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敦煌学仍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所以想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敦煌学，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门学科？
黄正建：从定义上讲，敦煌学指的是整理和研究敦煌地区出土和现存的文献资料及考古文物资料，并且利用它们来研究历史的学问。这里要强调两点，第一、它是敦煌地区的资料；第二、敦煌文书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敦煌地区有很多石窟，龙门、云岗也有很多石窟，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龙门学”或者“云岗学”，却形成了“敦煌学”呢？就是因为敦煌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文书。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敦煌文书的发现情况。大概是在1900年，有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看守莫高窟的时候，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某个石窟（现在编号为16窟）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暗室，打开暗室后发现在3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堆满了写本和印本，这些东西后来就被称为敦煌文书，或者叫敦煌遗书。敦煌文书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它是5世纪到11世纪之间由当时的人抄写的文书，里面大部分是佛经，也有官府的档案、法典、户口簿、土地簿以及古代典籍等等，非常珍贵。
这批文书被发现以后首先是被外国探险家劫掠走的。第一个来的人是英国的斯坦因，随后就是法国的伯希和，然后就是俄国的奥登堡，他们劫走了敦煌文书中最好、最精华的部分。所以敦煌文书现在在世界上主要分藏在四大藏地：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世界各国的专家都对敦煌文书展开了研究，发现了很多在史籍中看不到的新的知识和资料，因此就开始有人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大概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人首先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接着中国的学者也开始提出这一概念。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敦煌文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地区现存的其他史迹和史料，以及敦煌学的理论。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敦煌学展开了研究。
记者：也就是说敦煌学涉及了多门学科，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黄正建：对，它是一门交叉的学科，但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固定的，都是敦煌地区发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等。
社科院参与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
记者：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请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敦煌文书发现之后，世界各地的专家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在研究初期，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影响，中国对当时在国外的文书了解不多，研究还不够深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研究敦煌学的热潮。
在中国的很多大学，如兰州大学、甘肃的敦煌研究院、武汉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都有研究敦煌学的专家，大家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学术机构和领导机构，因此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联合了8位教授提交了申请报告，希望建立一个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他们希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国家文物局来领导。在1979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当时的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提交了一个提案，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石窟艺术研究中心，也希望这个研究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来领导。还有很多专家也提出想成立一个学会，把提案交到教育部。教育部找到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梅益同志及历史所副所长梁寒冰同志，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中国社科院的支持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人力上，让一些专家参与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另一个方面在经费上，经费的大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来支付，小部分由教育部来支付。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开始就参与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工作，并且给予了大力支持。
1983年8月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中国社科院一共去了11个人，其中历史所去了5个，宗教所2个，文学所1个，民族所1个，南亚所1个，院部1个，其中有3位中国社科院的同志被选为理事。大会成立之后，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常书鸿先生、唐长孺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敦煌学者一共22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来支持敦煌学研究。这封信交到中央以后，主要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这些学者希望将经费交给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代管。所以说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过程中，中国社科院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为什么要将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黄正建：刚才我们说到敦煌文书的发现使敦煌学成为了一门学科，相同的是，在吐鲁番地区，即敦煌的西北边，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文书。由于吐鲁番地区非常干燥，因此吐鲁番的墓葬里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书。吐鲁番文书中虽然有一部分被日本劫掠走了，但主要的一部分保留在中国，它和敦煌文书有非常近似的地方。第一，从时代上来说，它大致也是隋唐这个阶段的，比敦煌文书要稍微早一些，主要从3世纪到9世纪（最晚到元代，但元代的文书很少）。而且从时代上来说，它和敦煌文书还有一个衔接。比如说敦煌文书中的土地文书基本上从8世纪到9世纪，而吐鲁番文书恰恰在它之前的6世纪和7世纪，再加上吐鲁番文书中还有很多敦煌流传过来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文书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放在一起研究，因此这个学会就叫敦煌吐鲁番学会。
敦煌学研究硕果累累
记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敦煌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中心，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研究中心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的研究力量是很强的，但是因为它分散在不同的研究所，所以外界不是很了解，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各个研究所就有研究敦煌学的专家，到了80年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历史所，是敦煌学研究很重要的力量。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的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以后，除了老专家继续发挥作用以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多方面展开了研究，比如研究唐代的财政史，研究敦煌书仪(典礼仪注和书札范本)等。还比如说占卜在古代是比较兴盛的活动，但是占卜的资料在史籍中很少，敦煌文书中却保存了很多资料。再比如说研究民族关系。还有吐鲁番地区在唐代的时候叫西州，在唐代之前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叫高昌国，有人就专门研究高昌国的历史。
经济所对唐代的赋税制度展开了研究。敦煌地区有一段时间被吐蕃即现在的西藏占领，因此有人专门研究这一段时间的经济状况以及当地的寺院经济。还有咱们院的边疆史地中心，研究西州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文学所方面有专家研究敦煌的诗歌、赋；宗教所方面有专家研究佛教、道教经典及当时的一些民间信仰。语言所原来的副院长江蓝生与现在语言所副所长曹广顺等专门对敦煌地区的语言进行了研究。中国的语言从唐代开始就逐渐有白话的倾向，而白话的词汇在传世的文献中不多，但是敦煌文献中有很多这方面资料。还有民族所对敦煌石窟上一些西夏文题记进行研究。这样历史所、文学所、语言所、宗教所、经济所、民族所、边疆史地中心都取得了很多成绩，出版了众多著作，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感觉到敦煌学的研究专家分散在各个研究所，大家希望能有一个组织把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因此在1998年，由历史所的张弓先生提议，在院里众多专家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社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就是张弓先生。中心成立以后完成了一个集体项目，即《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这套书。敦煌文书于1900年被发现，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总结这一百年来敦煌文书的研究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把敦煌文书中的典籍部分集中起来进行研究，这套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社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的学者。
唐史与敦煌学密不可分
记者：黄主任，您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唐史和敦煌学，您也常常对这两个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可否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研究体会？
黄正建：其实不只是我，敦煌学研究中心的学者大部分和我一样，既研究唐史，也研究敦煌学，只研究敦煌学的人少。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敦煌文书的时代主要是唐代，它是1000多年前的抄本，抄的字迹很乱，或者没头没尾，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这时候就需要有唐史知识的支持，也就是说你必须用唐史的东西来整理敦煌文书。这批1000年以前原封不动的、没有被后人改过的史料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可以用这批史料反过来研究唐史。所以唐史和敦煌学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唐史的人一定要研究敦煌学；研究敦煌学的人，如果没有唐史知识的话，也不可能取得很高的成就。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比如说唐代的财政支出，最大的是两项，第一项是官员的俸禄，第二项是军费开支。军费开支中间又分两项，最主要的是军粮，另一个就是军衣。但是一个士兵一年要穿多少衣服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不像我们现在对一个士兵发内衣几件、外衣几件，鞋袜几双很了解，因为这些都是有记录的。我们可以由此知道一个士兵一年的消费量，从而算出来军队一年的消费量，最终了解到军费支出了多少。但是在唐代史籍上看不到关于士兵具体消费的专门记载，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敦煌文书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件敦煌文书中写的第一句话是“天九，春衣”，或者“天九，冬衣”。我们就会产生疑问。天九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指的是“天宝九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年号。这件文书其实就是当年发给士兵的衣服的点检记录。通过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当时唐代规定，给士兵发的衣服分春冬衣。春天发的衣服，包括衫、汗衫、裤子、鞋袜等；冬天发的衣服则包括棉袄棉裤等。由此可见，我们看到某个敦煌文书不知道它的意思，就可以用唐史知识来解读文书，反过来也可以用文书来解读唐史中的问题，这种反复的过程就是唐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交叉的过程。
《敦煌资料》和《英藏敦煌文献》的出版意义重大
记者：2011年4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召开，请问为什么要在2011年召开这次敦煌学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有什么意义？
黄正建：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刚才我举的中国社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的例子主要是研究方面的例子，即利用敦煌文书来研究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们还做了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即敦煌文书的整理。为什么要整理呢？我们知道敦煌文书中有的抄写不清楚，有的地方还有断裂、缺字，一般人是无法利用的，所以必须经过整理，使其变成现代人能够认识的字。这个整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经过整理，一般学者是无法利用敦煌文书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敦煌文书的数量非常大，一般的学者想要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敦煌文书的整理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它录下来，录成大家可以看懂的文字；另一方面就是从大量的佛经等文书里面挑选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中国社科院大概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整理敦煌文书，60年代起从英藏敦煌文书、法藏敦煌文书、中国藏敦煌文书等中间把与经济制度有关的内容挑选出来。为什么要挑出经济制度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非常重视经济制度研究，因此编选了一本《敦煌资料》，主要对敦煌文书中的户籍、土地簿、帐簿、契约等进行了整理。这本书是1961年出的，是当时同类著作中的第一本，非常重要，也成为当时一般中国历史研究者从事研究所能使用的唯一一本敦煌资料，这本书一直到90年代末还有人在用，开创了一个分类整理敦煌资料的先例。到2011年，这本书正好出版了50周年，因此就以此为契机召开了敦煌学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社科院牵头出版了这套《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我们以前看到的资料都是从缩微胶卷抄录的，但缩微胶卷很不清楚，效果不好，又不可能去英国看原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两位先生就提出来去英国重拍照片，出版一部高清晰的文书图录本，当时英国方面非常支持。于是中国社科院出了一部分钱，派人对佛经以外的文书进行重新拍摄，并最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套《英藏敦煌文献》。这套文献实际上是几个单位联合出版的，排名第一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这套书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大型的；第二，它是清晰的，利用最先进的技术重新拍摄，有些甚至比原件还要清晰。这套书从1990年开始出版，一直出到2010年，我们这次召开会议也是为了庆祝这套书在近20年后顺利完成。这套书的出版也开创了中国国内大型敦煌文献图录本出版的先例，从此以后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都以这种形式来出版。
所以说中国社科院这两本敦煌学的书相当于开创了两个先例。一个是分类整理的先例，另一个是出版大型的、清晰度高的敦煌文书图录本的先例。这两本书就是今年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与契机。
敦煌学研究人才后继乏人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中国社科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今后的发展前景及面临的工作。
黄正建：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也是希望今后能做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有些是可以预测到的，有些是我们希望做到的。第一，四大藏地的敦煌文书都已出版，但还未进行系统的归纳研究。如俄藏敦煌文献数量很大，但一直保密，直到90年代才公布，导致对它的研究很滞后，今后对俄藏敦煌文献还有很大的研究整理空间。我们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比较多，副主任杨宝玉就是研究敦煌目录学的，所以她来整理是驾轻就熟的；第二，刚才说到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工作也在我们的整理范围之内，现在有些新的资料陆续公布，比如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群的一个寺院遗址里面发现了上千件文书，这批文书现在还没有整理；另外日本以前从中国买去了一些文书，最近才开始分批公布这些文书，这些新资料都需要我们进行整理和研究；第三，我们这个敦煌学研究中心除了研究唐史的学者之外，还有研究其他断代史的学者。比如俄藏敦煌文书中混杂了很多元代的文书，这就需要做元史研究的学者来帮助我们把这些挑选出来；第四，我们今后将继续利用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的新资料来研究新课题，如历史所专家继续研究唐代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学所专家继续研究文学；宗教所专家继续研究宗教等等。“研究”是社科院敦煌学工作的重点，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当然目前我们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年龄老化，队伍后备力量不足。像我们这些主任、副主任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年轻人比较少，研究队伍有点青黄不接。还有各所的研究也不均衡，历史所研究敦煌学的人要多一些，文学所随着一些老专家的去世，研究敦煌学的就比较少了，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我们敦煌学研究中心的优点就是各个研究所都有人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所以一定要突出这一特点。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向院领导作了汇报，希望今后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加扶持，对这些“绝学”提供更多的倾斜帮助，从而对整个敦煌学研究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记者：好的，谢谢黄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原载《唐宋史研究》2011-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