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是我很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我个人跟他有一些接触，并不多。
我想谈两点感想。第一，唐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他对史学研究，对工作的敬业精神，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是1992年脱稿，1993年出版，他那时候已经过了80岁，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在0.2以下，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毅力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他的研究。眼睛近乎失明，又因胃病开刀，靠学生给他读、查，再核对，他这样的毅力和敬业精神，和陈寅恪先生可以比美。
第二，对唐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从清末算起，中国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两条主线，一条是实证史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这两条主线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些史学家身上又有交叉叠合，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一个现实。在我看来，这两条主线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
现在年轻的一代，有的时候对已有的成果和传统，谈不到继承，甚至很少了解，就可以很轻易的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我想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创新，但是要在原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而不能采取颠覆性的态度，把过去已有的轻率否定。我们应该看到，有一批史学家1949年前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在工作中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当时像唐先生这个年龄段的，20世纪初出生，1949年大体上40岁上下的一批学者，年富力强，具有比较好的实证研究的功底，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你承认不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组成部分？我就提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好像研究近现代史的人不大注意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唐先生是这两种主线的结合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实证史学，实证史学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但真正在自己身上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的并不多。我们的前辈学者当中有这样的范例，我们要珍惜这笔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刊于《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06日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