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人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者简介】张剑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主要标志是古老的历史学开始具有近代科学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一种职业，科学的历史知识开始走向普通的大众。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和历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学术界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重要问题。这里，我们对这一问题予以论述，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产生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历史学走上科学化道路的开始阶段。这期间，大学历史学专业纷纷创建，胡适、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李济、梁思成等一些在欧美和日本留学归国的专业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等纷纷走上大学的讲坛和历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也培养出顾颉刚、罗尔纲、吴晗等一批年轻史学家。在广大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社会经济史等门类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在这三十年间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直接产物，这其中也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智慧。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旗帜之下。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在北京的几所大学讲堂和有关刊物发表演讲和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倡用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创建新的历史学。1922年，李达等创办的人民出版社，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丛书”出版计划，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随后，李大钊、李达等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了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进一步的传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李达的《女权运动史》、《社会学大纲》，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等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道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后，在探讨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中，在社会史大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一步发展起来，郭沫若、吴玉章、吕振羽、翦伯赞、何干之、侯外庐、华岗、邓拓等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这一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道路。中国现实社会的苦难，促使郭沫若由一个“泛神论”的自由主义者，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之中，“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山著作。1928年12月，吴玉章和林伯渠合作，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撰著了三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重要历史学论文，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十余万字的《八一革命》报告，系统回顾和总结了“大革命”的历史，这些都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1930年代，“唯物史观”作为学术新思潮，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翦伯赞，在日本学习经济学的吕振羽、何干之，相继转而研究历史。在德国翻译《资本论》的侯外庐，转而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华岗在从事革命运动过程中，撰著了《中国大革命史》。在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延安和重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在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领域，都出版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色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这一时期，尹达、田家英、刘大年、胡华、胡绳等也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已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等领域都有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撰著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论著，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以及中国近代的各个阶级和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重大问题。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大约有了四千年之久。”“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的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阶级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的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1]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上述论断，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立。这些理论认识以后逐渐被贯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论著之中，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率领党的高级干部系统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重要的大型历史文献，毛泽东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重要报告，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最终形成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部在中共党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中国历史的上述基本认识，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以及要注意历史的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他们所主张的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原则，以及在整风中所形成的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历史知识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分的狭小圈子里，20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走进了中国大学的讲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作为学习运动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对中国历史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要继承从孔子到孙中山这笔重要的历史遗产，这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在延安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范文澜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对于历史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在延安，中共中央在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了历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尹达等就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在《中国文化》上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尹达出版了自己的考古学著作《原始社会史》。张闻天、陈昌浩、杨松、邓力群在延安干部教育和理论宣传中，从事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研究，编著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等著作。吕振羽从重庆、苏北辗转到延安，毛泽东对其历史研究工作也给予鼓励和大力支持，延安重印了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系列文稿。在延安，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虎符》等多次上演，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文献，在《解放日报》连载并出了单行本。在延安干部历史教育中，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学习的课程。在华北革命根据地，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北方大学等，都设立了专门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单位，吴玉章、范文澜、何干之等著名历史学家，为推动历史研究和培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史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经过努力，创作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被改编为历史剧，这些历史剧的上演，既增加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士兵的历史知识，也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知识得以普及，并为培养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历史学界，虽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民党政府把持的著名大学和研究院所，“实证派史学”处于主流的地位，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作为新史学的重要流派已经在中国史坛崛起。
二、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的正确的领导、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第五章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这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9月21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三个历史研究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这又从组织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新中国历史研究队伍的形成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史学会的推动下，历史学教学科研队伍重新组建。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1951年正式创建了“中国历史学学会”，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翦伯赞等担任主要领导人，学会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历史科学的研究。
1949年底，中国科学院一成立，就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1954年和1964年，又先后建立了古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机构，在推动新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排头兵的作用。195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实行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的四大学部之一。尹达、王亚南、向达、吴玉章、吴晗、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杜国庠、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夏鼐、陈伯达、郭沫若、陈垣、陈寅恪、陈翰笙、冯友兰、刘大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嵇文甫等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专家、哲学史专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向达被推举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3]历史学各研究所也实行学术委员制度，翦伯赞、吴晗、何干之、胡绳、黎澍、田家英等一些著名史学家被聘为各研究所的学术委员。1956年，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刘大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会议，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许多著名史学家参与了“十二年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组成了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七人组成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审小组。[4]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又聘请了何干之等著名史学家担任历史学科规划组成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除了制定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外，经常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对推动学科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6月，国家实行新的研究生招生制度。1956年，仿照苏联实行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中国科学院和一些师资力量雄厚的高校都招收了副博士研究生。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贺昌群、唐长孺、邓广铭、陈乐素分别招收隋唐史、宋史方向的研究生；冯家升、傅乐焕指导辽金史及维吾尔族、满族方向的研究生；陈垣、翁独健、韩儒林、吴晗、郑天挺分别招收元、明、清方向的研究生；侯外庐、向达分别招收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研究生；此外，侯外庐和白寿彝共同招收中国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副博士研究生。[5]1950年代中期，国家派出了一些赴苏联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后来所谓的“史学革命”打乱了研究生的招生，1962年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著名史学家招收了一批历史学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
经过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到1955年底，全国14所综合大学和43所师范学院，都设立了历史系，开展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从事历史学教学的教师和研究生从1953年的不足500人发展到1962年的10000余人。为了建立新中国科学的历史教学体系，在高教部和中宣部领导和支持下，史学工作者多次就历史学教学大纲展开讨论。1956年7月5日至15日，高教部召开高等学校文史科教学大纲审定会，160多位专家学者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论，这次会议对高等学校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亚洲史、世界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展开讨论，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讨，确定了综合大学历史学教学大纲。[6]1956年4月9日至12日，教育部召开师范院校历史系（科）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座谈会，会议就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和封建社会的内部分期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大纲编写体例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7]同年8月6日到18日，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持高等师范学校教学大纲讨论会，审定了文史系科20种科目的教学大纲。196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决心纠正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高等教育的混乱局面，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领导下，决定组织各学科专家编写一批高水平的文科教材。3月，由中宣部发起的文科教材编写会议预备会在北京举行，翦伯赞、周一良、齐思和、邓广铭、杨向奎、黎澍、陈翰笙、白寿彝、邓天挺、杨生茂、田珏等参加了历史组的会议，历史组确定以翦伯赞为组长，尹达、郑天挺、周一良为副组长。这次会议拟定了历史专业教学方案，对历史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时间安排及学生阅读书目，都仔细予以推敲，充分听取代表意见，经过充分讨论，最后下发全国。会议确定的历史教材编选计划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黎澍主编）、《史学概论》、《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主编）、《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郑天挺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吴于廑主编）、《中国史学史》（白寿彝、吴泽主编）、《外国史学史》等。为了增强学生古文献阅读能力，决定编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共八册）、《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以及《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左传选》、《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选》、《资治通鉴选》）。到1966年“文革”前，上述教材及其参考书陆续出版，这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针对范文澜、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重大分歧意见，毛泽东提出学术上要开展“百家争鸣”，并将这一方针做为《历史研究》办刊的指导原则，这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胡绳等著名史学家的推动下，史学界很快展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据学者统计，到六十年代，史学界围绕古史分期问题发表文章300余篇、土地所有制问题文章150余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文章200余篇，而围绕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的文章多达2300余篇[8]，各个重大专题都出版了论文集或者学者个人的专著，这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努力下，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大型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标点注释工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撰著工作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也历经曲折，最为突出的是现实政治运动对历史学发展的影响。由于我们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也时常发生。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粗暴地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后在胡适思想批判时，将史料当做资产阶级学风予以简单否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有不熟练和“教条化”的缺陷，为了突出劳动人民的地位，有人对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采取了全盘的否定；将阶级观点做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或唯一内容，导致了阶级分析的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思潮的泛滥；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当做铁的定律，结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由于缺少经验，党的指导方针的失误也影响到历史学的正常发展。如“反右”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挫伤了向达、雷海宗、陈梦家、荣孟源等具有爱国情怀和积极要求进步的著名历史学家；1958年“大跃进”影响之下的所谓的“史学革命”，对陈寅恪等史学家展开粗暴的批判；1959年到1960年，对尚钺等史学家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展开批判。特别是1963年之后，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对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观点、罗尔纲的李秀成“伪降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展开了粗暴的政治批判，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历史学遭受了灭顶之灾。“文革”初期，大学停止了招生，研究人员绝大部分脱离了正常的研究工作，翦伯赞、吴晗、何干之等著名史学家遭受残酷的迫害相继离开人世，郭沫若、范文澜也处境艰难。“文革”中后期，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努力下，“极左”思潮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随着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渐恢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以及《中国历史地图册》的编著工作得以恢复，白寿彝、谭其骧等著名史学家重新开始了工作；1975年，遭受残酷迫害的吕振羽、侯外庐等史学家也得以解放；《考古》和《历史研究》杂志复刊。但在“四人帮”和“左倾”路线影响下，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难以进行，在评法批儒政治运动影响下，“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化身出现在新中国的史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肆意歪曲，历史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化身，历史学的科学性被严重践踏。
三、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我们所处的和平的建设环境，与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的理论指导，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1981年6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过失以及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这部决议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讲学习，历来十分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古以来就以重视学习、讲究学问之道而著称于世。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志士仁人和著名学者，他们的建树都是同勤于学习、具有丰富的知识分不开的。今天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学习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你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怎么提高，怎么能防止发生错误和失误？”[9]1996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先后邀请8位著名历史学家到中南海做报告，并将这些报告的内容作为文件印发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2004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重大工程，为了加强大学生的历史学素养，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在大学生中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理论课。200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历史学教材《史学概论》也率先出版，其他教材也将陆续问世。2009年9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保持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明确规定，将《中共党史》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教学体系之中；组织编写适合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大中小学生等不同对象阅读的党史教材和读物；要扩大党史宣传，普及党史知识。这些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为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推进工作。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经过一系列的准备，1978年各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研究生也开始招生，到1980年，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达到15000人，1981年，第一批研究生毕业。1980年代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少人现在都成为各领域的学术领军人才。1990年代后期，国家加大了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力度，一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史学工作者走上了教学和科研岗位，目前，省级以上高等学校教师和科研队伍，基本上实现了博士化，这些受过更好的专业训练的博士们正在为推动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8年，国家开始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1979年3-4月，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学科发展规划讨论会相继举行，历史学“六五”和“七五”发展规划相继制定和启动。1979年，各专业史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1980年中国史学会正式恢复。到1979年底，全国22个省的史学会得以恢复和组建，并且新建了45个专门的研究会，成立了38个史学研究机构，84所院校建立了历史系、政史系、历史研究室，另外还建立了17个专门的历史研究所或研究室。[10]1980年代初期，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目前全国各省市县的地方志编修已经完成，出版了数量巨大卷帙浩繁的地方志，这也为地方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领导小组，许多大学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时期以来，考古和博物馆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每年评出的“十大考古发现”振奋人心。新时期以来，国家为历史学科的发展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支持。九十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国家先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大型清史编撰工程”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每个项目投入数亿元资金予以支持，通过这些项目，对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和清代历史文献及其研究成就予以系统梳理和研究，现在这些重大工程已经初见成效，这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现在，国家“六五”、“七五”以来的重大历史研究项目的成果也纷纷问世，如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十二卷本大型《中国通史》、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中国经济通史》，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海鹏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通史》、武寅主编的38卷本《世界史》等等，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版，使得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面貌大大改观，标志着历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期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方针，对于历史学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外的学术交流，1980年代初，美国的黄宗智、德国的罗梅君等外国学者相继到中国调查、访学，这成就了他们的学术事业。一批中国学人在封闭多年之后也走出国门，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张国刚教授，北京大学的罗志田教授，四川大学的何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等诸多学人，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皆得益于同国外的学术交流。目前，全国各科研院所、著名大学，都有一批具有国外学术经历的学者。中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不断，这些也得益于我们的开放政策。“百家争鸣”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方针，2011年2月刚刚故去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1978年后，学术界又活跃起来，各种学会恢复活动，常常召开各种类型、各种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印象深的是1978年10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讨论会’。会开得很热烈。知识分子寂寞了多年，开始又能畅言，且又是个热门话题，无不热烈发言，各抒己见。……我在会上作了‘魏晋之际封建说’的发言。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的讨论。”[11]在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中，中国历史学不断开拓进取，目前，历史学科辖下的8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省一级的高等学校，大部分都获得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新时期，原来曾被忽视的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成为历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些过去被视为禁区的领域也得到了学者的充分关注，历史研究空白不断得到弥补，历史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多学科的交叉成为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些都显示出历史学科在新时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四、应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五四运动”前后，在西方多种社会政治思潮面前，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贫穷落后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摆脱黑暗、专制和受奴役的悲惨境界，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轰轰烈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成就，既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方面，有学者认为，在1979年以前，中国史学家探讨的问题多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假问题”；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党派史学”，是政治与学术合法结合所产生的非理性的怪胎。进入1990年代之后，肆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大肆抬高民国学术大师的倾向也在蔓延，有人主张回到傅斯年。这些观点，很值得学术界进一步讨论。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共产党员。但是，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是非理性的怪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学研究，或者说，历史学研究成果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是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产物，与中国共产党人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决不是史学与政治结合的非理性的怪胎，它的科学性是不可否认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就强调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范文澜、翦伯赞也曾检讨自己过去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观点。1959年之后，面对“史学革命”中出现的非历史主义思潮，吴玉章、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吴晗等著名历史学家，挺身而出，强调历史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强调历史主义的原则，反对片面地否定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反对片面的阶级观点，反对把一部中国历史变成农民战争史，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品格。在1950-1960年代，范文澜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内容更为丰富，并以其材料充实和文笔优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爱；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著作，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在材料的选择方面有自己的倾向性，但是，尽量保留历史的原貌是各部资料的显著特点，这些大部头资料的科学性也显而易见。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是总是在“党派史学”的政治下发展的，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内容和现实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最终，翦伯赞、吴晗、侯外庐，包括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史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批判和冲击。不可否认，由于过分强调“古为今用”、“历史为政治服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文革”后期，在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怪胎，但“影射史学”决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招牌的“极左”政治的化身，它的突出特征是将历史和现实随意的联系和比附，大肆歪曲和根据政治需要改铸历史。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历史学界对“影射史学”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并将其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方面，提出意识形态与史学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要求历史学绝对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将意识形态与历史学的科学性相对立，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行得通的。将意识形态影响下历史学界曾经讨论的问题一律称为“假问题”，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研究是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历史研究成果是否站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否是科学的论断，是否具有科学性。“文化大革命”，是在“阶级斗争”观念影响之下爆发的，将一部中国历史歪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历史，这最终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告别了坚持多年的“阶级斗争”观念，这是时代和历史的进步。从现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有些人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提出了“告别革命”，也有学者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是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写出的历史是片面的革命史，提出“告别战时时代”，这同样也是以现实比附历史，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可否认，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弄成革命史、农民战争史，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新时期中国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突出成就，使得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丰富多彩的历史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否定革命史学，更不能将“革命”与历史上的“改革”、“改良”相对立。因为，“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革命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不可否认，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著述不少具有过分强调“革命”、局限于“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们的科学性是不可否认的。
傅斯年等学者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强调历史研究要重视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有十份材料说十份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在艰苦的环境下，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传统的考据方法的明显区别，我们曾简单地将历史考据的方法称为资产阶级的方法，对这批史学家的成果也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错误的。新时期历史学界竭力纠正“以论代史”的恶劣学风，纠正历史学界的空疏学风，强调重视历史材料，对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也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是历史学发展的反映，但是，也出现了新的偏向。一些学者大肆抬高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对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学术成果采取了简单的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实际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历史研究要重视材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历史学首先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但提出“回到傅斯年”，实际上与19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去”，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极端片面的认识。不可否认，民国时代出现了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一批史学名家，他们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都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采取实证的方法从事历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于他们的著述，我们应该认真消化和吸收，汲取其积极的学术营养。但是，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学毕竟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难以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历史学发展的巨大成就相比较。考证的方法既有其方法论的重要性，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考据所研究的问题，绝大部分是较为细小的历史细节，缺少对历史的宏观审视，缺少对于历史本质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正可以弥补考证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陈垣、罗尔纲、吴晗、唐长孺等一大批原来从事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中不少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同样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罗尔纲、童书业等是这批学者的代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历史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再强调“回到傅斯年”，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道路上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不仅没有降低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19世纪以前人类思想的精华，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革命斗争形势，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的分析方法，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现实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称马克思主义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法国年鉴派史学代表人物勒高夫也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派史学发展的影响，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促进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促进了历史学的跨学科的研究，促进了对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社会发展阶段和特点的探讨，正是由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话讲到中国，郭沫若力图撰写一部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才在其引导下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了教条化的倾向，这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不熟练而造成的，实际上，像范文澜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许多是讲欧洲情况的，我们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结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教条化的做法，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也不能归罪于这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阶级社会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有极大的作用。对于阶级分析的滥用和出现的贴阶级标签的做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促进了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980年代初，面对“回到乾嘉去”的学术思潮，尚钺、尹达、罗尔纲、刘大年等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白寿彝等史学家提出探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个重大命题。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新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进一步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推进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622-626页，199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533页，1991年版。
[3]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6月4日，1955年6月11日；嵇文甫为1957年增聘学部委员，参见《光明日报》1957年5月31日。
[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刘大年集》，第4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光明日报》1956年8月25日第4版广告。
[6]《全国综合大学一百多位文学史学专家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审定教学大纲》，《人民日报》1956年7月24日。
[7]《教育部召开师范院校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8]参见周朝民等著《中国史学四十年》，第29-3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483-484页。
[10]参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第341-35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何兹全：《爱国一书生》，第340-34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为“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PRC006）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