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0日通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名单中，近代史研究所李瑚研究员荣列其中。得知这一消息，他平静地说：“设置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是国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尊重社会科学家劳动的重大举措，对社会、对学术界都是十分有益的事。我已耄耋之年，获此殊荣，对此将终生难忘。”熟知他的为人与学问的同辈晚学，由衷钦佩他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魏源以及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研究中作出的贡献，钦佩他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
“颇得援师三昧”
1926年，李瑚出生于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家由锦州迁至北平；七七事变后，北平又落入魔爪。在日伪统治下，他感伤家国罹难之惨痛，发愤读书，阅二十四史，用文言文作文，立志学成报国。
1945年，日本战败，举国欢庆。同年，李瑚考入辅仁大学，先后在历史系和经济系学习，师从陈垣、张星烺、方豪、赵光贤等先生，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中，尤从陈垣（字援庵）所授“史源学实习”、“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等课程获益为大。他勤于读书，用心琢磨，完成了《宋代经总制钱考》、《“法币”发行与崩溃》两篇学位论文，颇受先生赞许，历经6年获文学士（历史及经济两专业双学士）。
1951年8月，李瑚步入东厂胡同1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所工作的历史系毕业生。
在迎新会上，所长范文澜勉励新同志要认真学习理论，多读《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多积累资料，多写作。范老的殷切勉励，深深印在李瑚的心里。
不久，李瑚被分配到经济组，承担《中国资产阶级》一书中“中国银行资本”部分的写作任务。1958年5月，根据完成百万字《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规划，原经济、政治、外交三组合并为近代史组，他接受了撰写“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经济”部分的任务，惜因“文革”爆发，此书撰写工作中辍。他还参与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编写、与荣孟源先生研制《中国近代史历表》等工作。
李瑚铭记范文澜所长“坐冷板凳”才能“吃冷猪头肉”的教导，在近代史所严谨学风和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仍，劳动下放不断，潜心研究诚非易事，稍不留神可能就受到“只专不红”的责难，“鬓添华发惊时逝，笥少佳章愧业嬉。九域勤劬学马列，十年生聚轶桓伊”，或许是李瑚当年生活、工作和内心世界的写照。
潜心魏源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瑚陆续接触到魏源的资料，深感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他逐渐认识到，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中国由封闭走向世界的转型时期，魏源以其卓越的才识，呼唤国人开眼看世界，是最早具有近代意识的民族觉醒的代表，是中国近代爱国思潮的开创者，他把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思潮推向一个更新的境界。然而，当时海内外有关魏源的研究十分薄弱，有分量的论文屈指可数。
李瑚从考证魏源的诗文时间、揭示其思想内涵入手，廓清其人生道路、思想脉络及与当时社会变局和政治、思想、学术发展的联系。“文革”前，他便写成《魏源诗文系年》，之后又完成《魏源事迹系年》。这两个成果的突出特点是考订细密、言必有据，姚薇元称之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思想史的必读书。之后，李瑚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作。2002年，他将自己的相关成果裒辑成册，出版了《魏源研究》（2008年再版）一书，从中清晰可见李瑚的研究道路和心路历程。杨柳曾评价道：“或称其著作‘周密精详，严谨深邃。行文雅畅，言必有据，旁征博引，博收精掇’确是不易之论。”
李瑚的魏源研究起于“文革”前，而勃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观点已为学界所认可。用当下新锐眼光来看，李瑚的观点并不新奇，或说早为人知。但稍有学术史素养的学者会发现，在20世纪末之政治与学术背景下，这些今天看似平淡的心得，源于李瑚对庞杂史料的精心考订、梳理、辨析，以及对清代社会变局和思想学术发展的准确把握。他努力实践了恩格斯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其成果奠定了后来魏源研究的基础，无怪乎刘乃和先生说他“颇得援师三昧”，表明其功力与眼光异乎常人之处。
在从事魏源研究的同时，李瑚还参与完成了《中国史稿》、《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中华文化辞典》等撰写工作。
“诗文梳理欲何为？惟惜余晖”
李瑚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是在退休后完成的。然而由于晚年精力有限，特别是在患脑梗塞后，他自感记忆力减退，无论是写作或校勘，都增加了困难。但他借用《说苑》中师旷劝晋平公晚年读书和《颜氏家训》的话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盛年已失，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以此自励，宵旰攻苦，集腋成裘，在退休后的20多年间，推出了更多力作。
李瑚对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清代经济史有深入的研究。1986年，他出版《中国经济史丛稿》，收入其经济史论文11篇，涉及宋代的财政税收，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前经济制度改革和战后社会经济制度变化，清代的商业、货币和银行，以及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时期的工业和军费等多方面内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看过此书后说：“足下勤于收集材料，并善于利用这些材料，于考证辨析中有新意。”2007年，李瑚出版《晚学集》，汇集35篇杂文，包括感旧、校注、论述、序跋和京华琐谈等，凡40万言。
李瑚于诗词有很深的造诣。2002年，《凌河诗词稿》问世，收集他60年间所作诗词260首，既有旅游写景，亦有读书志感、怀人抒情，纪念历史和当今的人物与事件。他自谦道：“我既无天赋的诗才，又少推敲的功力，把它呈现在诗人词客、行家里手面前，不免有班门弄斧之诮。”但读过其诗词的人，无不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深深的爱国情怀、浓浓的师友情谊，欣赏到作者意境隽永、字句凝练的诗词佳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回顾自己学术研究的60春秋，李瑚感慨万分：“老去方思治学功，读书精一更须通。寻源探始无抄袭，炼意修辞戒懈松。渔竭泽，璺求穷，名言有助陟新峰。终身板凳安清冷，半句文章莫放空。”这是李瑚的治学感悟，也是对晚学的殷切期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9日第2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