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之称,始于班固。“农家者流”与诸子并称于世,合称为“九流”。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在三教九流之中,农家作为引人注目的一家,自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和贡献。尽管,农家的思想在百家之中并不处于显要地位,但这一思想流派的产生,既与其他思想流派有一定的联系,又对其他思想流派给予一定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战国时期的农业家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一、农家产生及其派别
战国农家能够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形态和农业经济形态皆发生了质的变化。战国时代,奴隶制度的灭亡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使农业生产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这种变化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使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都在思考农业这个经济部门在刚刚确立的封建政权中的地位,以及封建统治者如何对农业和农民进行有效的控制等问题,从而推动了“农政”思想的形成。而农业经济形态的变革,则标志着我国原始农业经济的结束和传统农业时代的到来。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形成和产生之际,不仅使各个学派都在努力地总结农业生产技术,而且使农艺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新兴学科得以问世。因此,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农业经济的关心者,甚至,连对经济活动采取了虚取主义态度,反对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认为生活资料可以坐待天降的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也表示了对精耕细作农业的赞赏:“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则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飨。”[1]这说明,在社会形态与农业经济形态发生变革的战国时代,包括农家在内一切思想都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都是时代雨露孕育的一种结果。
战国时期农学兴起,农家成为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之学的本身,与学术垄断局面被打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晚清学者孙诒让曾经指出,《周礼》于农政最详,一辨土宜,二选谷种,三治稼器,四治粪肥,五修水利,“五理既举,而又有兴锄合耦之政,以历其勤;有不毛不耕之罚,盖其立法之详细如是。战国以后,农政虽不修,而诸子九流尚有农家之学。”[2]罗振玉也认为:“三代农官之可考者,以周为详尽。上自司徒,递次而甸师、载师、闾师、遂人、遂大夫、县正、长、里宰,以至草长,稻人、土训、廪人、仓人、司稼,所以教稼利氓,急时简器,稽数收敛者,至周至密。”[3]这两位学者对于周代农政的赞誉之情虽溢于言表,但他们所赞赏的仅是春秋之前农事有人专司其职的状态,而对当时的农业技术知识多垄断在各级农官手中的社会现实却没有予以抨击。春秋之后,伴随着文化垄断局面的被打破,农学也成为专业知识而为当时学子所关注和掌握,并得到系统研究而成为一家之学,从而使农家跻身于三教九流之中。
农家曾留下过较为丰富的著作。不过,这些农家著作不仅大都亡佚,而且多为托名之作。这表明,农学初起之时,那些从事农政思想和农艺研究的知识分子似乎还不敢冒《周礼》所规定的各级农官掌管农业科技之大不讳,从而导致了战国时所著农书托名之作颇多,致使后人难以弄清楚这些托名之作的真正作者为谁。如《神农》、《后稷》等,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班固首次将农家列入战国诸子百家之中,并在《汉书》中载有战国时农家作品《神农》20篇和《野老》17篇,还注释说,《神农》20篇,因“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17篇,则是因为战国时齐楚之间的一位学者“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4]班固在《汉书》中所记载的《神农》等农家著作自《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可见亡佚已久。不过但从《神农》和《野老》“疾时怠于农业”与“年老居田野,故号野老”这些成书原因上看,可以推测这些农家著作大都带有着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出自民间重视农业基层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至于战国时农家的另一重要著作《后稷书》,应是战国时代较早的作品,故能为吕氏所采用。”,这说明,《后稷书》与《吕氏春秋》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及《审时》等4篇文章,是目前所发现的战国时最完整的农家言论,为最值得注意的农学论著。在这4篇论文中,《上农》专谈农业政策,申述了“重农主义”主张,其余3篇则专谈农业生产技术,对土壤、水利、保墒、播种、植株培养等农业生产技术和措施,以及相土之宜、审天之时等问题都有所讨论。如此论述,充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的农学特点:一方面在于对前人的农业生产经验进行总结,使其理论化、系统化,成为普遍的技术原则;另一方面也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经营政策,为富国强兵王天下服务。正因为如此,《吕氏春秋》中《上农》等4篇论文才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农学体系,成为反映那个时代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的一种产物,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农家对于农业技术的总结,而且能够看到农家的政治思想及其经济思想,在我国农学史上具有很高价值。
而且,《吕氏春秋》与《亢仓子》的关系也很值得注意。清人毕沅曾经说:“《上农》、《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5]这说明,《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及《审时》等4篇文章,与《亢仓子》之间存在着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亢仓子》相传为庚桑楚所撰“居三年,畏垒大壤(穰)。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6]在《史记·老庄列传》中,庚桑作“亢桑”,《列子仲尼篇》则作“亢仓子”。司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也。”贾逵《姓氏英览》说:“吴郡有庚桑姓,称为七族,然则庚桑子吴人与?”因此,关于《亢仓子》的作者籍贯非吴即楚。他有丰富的水稻生产经验,又曾教畏垒之民取得农业丰收,《亢仓子》可代表当时水稻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亢仓子》先有,而《吕氏春秋》后出,两者“所载略同”,后者有关农事诸篇源于前者可想而知。这表明,战国时代的农家,其活动足迹不仅涉及到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区,而且已对我国南方水田农业区也有所了解。
此外,《孟子·滕文公》记载了关于农家许行的言论,也是了解农家经济思想的宝贵资料。许行,楚人,既与孟轲是同时代的人,也是来自我国南方水田农业区的一位农家。 许行的言行仅见于《孟子·滕文公》篇。二刘《别录》及班固《汉书》中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说法,因而可以肯定,许行也是一位农家。
对于战国时农家学派,以往认为有两派,一派是托始神农,一派托始后稷。显然,如此对于农家学派进行划分,其标准是以当时农家的著作依托于哪位圣人为依据,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难以对自号为“野老”者以及具有真名者,如许行之类和吕不韦的门客这些人所在的农家派别进行区分。对于“农家”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的农家,并非是真正的农家,应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不应该是农艺家、农学家,农家应为一个政治思想学术派别,是一个以“救世之弊”为己任的学术团体。[7]如此来界定“农家”的含义,从根本上来否定战国时期曾经存在过农家这一重要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让人不敢苟同的。
认真分析战国时代的农家所遗留资料,便可发现,在战国时代,既有类似如许行那样侧重于宣扬政治主张的农家,也有诸如《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及《审时》等篇文章的作者那样既长于农业科技,又重视农业经济重大作用的农家。而且,在这两派之间,又有共同之处,即他们对于农业经济都给予高度的重视。这说明,专于农业科技的农学家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者,同样不乏其人。因此,将战国时代的农家划分为农业政治经济思想学家和农业技术专家,即可分为以“救世之弊”为己任的农家和“旨在于播百谷,劝农桑”的农家两大学派,当是较为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