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承秦灭学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後，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扌监促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於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
——摘自“国学宝典”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百衲本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人物简介
版本一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楚辞》是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版本二
刘向历经宣帝、元帝、成帝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 部历史故事集 ，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生平事迹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沛县（今属江苏徐州）人。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1、《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以致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2、《说苑》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3、《列女传》：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嚚。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嫚，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
博采诸说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
例如，刘向说：《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那么在当时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的情况下，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主要著作
杂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父瞽顽，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尽孝道，以供养瞽。瞽与象，为浚井涂廪之谋，欲以杀舜，舜孝益笃。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可谓至孝矣。
故耕于历山，历山之耕者让畔；陶于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渔于雷泽，雷泽之渔者分均。及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南抚交址，莫不慕义，麟凤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座。”舜之谓也。
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畋渔，分有亲者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吾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之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禹之兴也，以涂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汤之兴也，以有莘；纣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兴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诗正关睢，而春秋褒伯姬也。
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日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能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十数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不忠不智，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相楚，国富兵强，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卫大夫史患之，数以谏灵公而不听。史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
史死，灵公往吊，见丧在北堂，问其故？其子以父言对灵公。灵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进之以为卿，退弥子瑕。徙丧正堂，成礼而后返，卫国以治。
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曰：“庸可使嗣？”祁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雠耶？”对曰：“君问可，非问雠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庸可以为国尉？”祁奚对曰：“午可也。”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祁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苏与我处，常忠我以道，正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爵之。申侯伯与处，常纵恣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前遣之。”令尹曰：“诺。”
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苏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世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退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吴起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退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曰：‘君朝有忧色，何也？’楚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有忧色也。’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杂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举九贤，布之于位，而海内大康，要荒来宾，麟凤在郊。商汤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闳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并降，遂安千载。皆由任贤之功也。无贤臣，虽五帝三王，不能以兴。
齐桓公得管仲，有霸诸侯之荣；失管仲，而有危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夫差非不用子胥也，又杀之，而国卒以亡。
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雠，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见也。故阖庐用子胥以兴，夫差杀之而以亡；昭王用乐毅以胜，惠王逐之而败，此的的然若白黑。
秦不用叔孙通，项王不用陈平、韩信而皆灭，汉用之而大兴，此未远也。夫失贤者，其祸如此。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然而国以乱亡者，所谓贤者不贤也。或使贤者为之，与不贤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载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贤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终也；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其祸败难一二录也，然其要在于己不明而听众口，愬不行，斯为明也。
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 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魏远于市，议臣者过三人，愿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庞恭自邯郸反，谗口果至，遂不得见。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数有功，至武王以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孙子，皆秦诸公子也，其外家韩也，数攻韩。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其道乎韩之宜阳。”欲使甘茂伐韩取宜阳，以信道至周室。甘茂曰：“请约魏以伐韩。”令向寿辅行。甘茂既约魏，魏许，甘茂还至息壤，谓向寿曰：“子归言之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
昔者，曾参之处，郑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然一人又来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有顷，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也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参之母之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
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也，樗里子，公孙子二人挟韩而议，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韩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使伐宜阳，五月而宜阳未拔。
樗里子，公孙子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使甘茂将击之，遂拔宜阳。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孙子谗之，甘茂遇罪，卒奔齐。故非至明，其庸能毋用谗乎？
楚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畏昭奚恤，亦诚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兽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见我无不走。’虎以为然，随而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任之于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
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因请借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为教品；鲁君予之。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引其肘，书丑则怒之，欲好书则又引之，书者患之，请辞而去。归以告鲁君，鲁君曰：“子贱苦吾扰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单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贱，鲁无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比喻寡人也，且今行之。”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一献余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智矣。
神学观点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