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介
出生
陈寅恪先生，江西修水人。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乙酉。当寓居湖南长沙周氏蜕园，为唐诗人刘蜕宅地。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先生生值寅年，为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行字)。父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迸士，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归。有散原诗集、散原文集。母俞明诗，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来刊)。寅恪生时，值祖父宝箴赋闲侨居。其年秋，始授湖北按察使。蒋天枢先生曾以字请，陈先生语之日：“忆阐余初生时，适九十老人熊鹤村来，先祖拟以鹤寿字余，然此字未曾使用。”蒋先生又从吕贞白处听说：闻诸彦通，先生字规庵。但是陈寅恪本人并没有提及过。生平以名行。修水县旧名义宁州，学者或称义宁先生。
求学时代
幼年居湘时，家人为聘湘人周大烈（字印昆）为塾师，光绪一十四年八月，祖父宝箴罢免湖南巡抚，家属也离湘返南昌。当时陈寅恪九岁，则在私塾当甚短暂。后来周印昆移家北京，兄师曾与周时有往还。光绪十八年壬寅(1902)，十三岁，随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嗣以假期归，又与兄隆恪同考取官费留日。十七岁时以病回国疗养，次年插班考入吴淞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夏，复旦公学毕业(时复旦公学相当高中程度，后迁校江湾，始办大学)。时年二十岁。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l932年(民国元年)旧历春，以资用不给，由瑞士暂时归国。曾晋谒父执夏曾佑。次年春赴法，就读巴黎大学。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阳历八月，欧洲大战起。)春，仍在巴黎大学，江西省教育司(即厅)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l915年(民国四年乙卯)春，至京，曾短期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时袁世凯方筹谋称帝，其《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云：“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1916年(民国五年内辰)阳历八月．总统黎元洪特任谭延间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谭为散原老人旧交，以故，延聘陈寅恪至湘，任职湖南交涉使署。
陈寅恪先生自民国四年寓京，继又至湖南，在此期间写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沙》三词，发表在《东方杂志》（十三卷第十一号文苑栏，民国五年十一月发行，后又转载民国廿五年出版之《词学季刊》三卷二号。两刊相较，可正误字）。1917年（民国六年）冬，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后来又继续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1921年（民国十年），三十二岁，同年秋，离开美国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民国十二年癸亥迄次年甲子（1923、1924年），仍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一时停寄，此数年间在德生活至为艰苦。当时，毛子水、傅孟真、俞大维等均在柏林。1923年（民国十二年），赵元任先生拟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回国，须觅一哈佛出身者代替，函请陈寅恪意见，陈复书云“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见杨步伟《杂记赵家》）。这年下半年，赵夫妇也到德国，《杂记赵家》说：“到了柏林，值战后德国马克正低，书呆子们大买各种书籍，并还流传着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1923年（民国十二年）夏秋间，陈寅恪母亲及长兄陈师曾相继逝世，家中以经济困窘，没有告知。陈寅恪在写给妹妹的书信中尚有“请大哥及五哥在北京收购满蒙回藏文书”语。《与妹书》（全文刊载在1923年《学衡》二十期），现节录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劵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堪异同。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英、俄、德、法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堪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由上面引文可知，陈寅恪归国前的思想梗概及治学方向。
清华园与南迁北返
1925年（民国十四年），北京清华学校（清华系外交部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创立，创办于1909年（宣统元年），特赐清华园建校，故校名清华。）创办研究院，并大学部，于本年开始在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研究院旨趣，取法于书院，并仿效牛津大学导师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陈寅恪为教授（学生毕业证书上所列教师名衔均称导师）。陈寅恪因为经济拮据，先预支了清华薪金，才由德国归国。归后，以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第二年秋始到清华任教。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七月十七日与唐筼在上海结婚，1929年，陈寅恪撰写了“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抒发了思想自由之义谛。1930年，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在此期间，陈寅恪注意研究佛经之译本，并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高僧传》。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命招生试题：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以此招致非议。陈寅恪遂在《清华暑期周刊》第六期发表《答记者问》，又写有《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详细阐发此义。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有《答钱稻孙书》，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的问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七月二十八日，京郊战事激烈，当夜二十九军撤退。八月八日正午，日军入城，津沽旋亦沦陷。当时陈三立正在北京就养，事变起，因之发愤不食，五日后去世。陈寅恪遂与兄陈隆恪、弟陈方恪、陈登恪等料理散原老人丧事后，离京转津南行，十一月下旬才到长沙，因为当时清华拟议迁往长沙。未几，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往云南。于是陈寅恪再度携家南下，经香港转道云南。抵港后，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暂时滞留香港。陈寅恪则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只身经滇越铁路去云南蒙自，到蒙自后即感染疟疾。未几，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在蒙自授课。才过数月，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由蒙自移居昆明，寓靛花巷青园学舍，而其家属则滞留香港达四年之久，搬家六次。
1939年春，仍在西南联大授课，主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并为研究生开“白居易”课。是年春，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计划全家由香港去英国。抵港后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滞留香港。秋九月，重返昆明。1940年三月，由昆明到达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由于夫人唐筼仍卧病香港，陈寅恪于暑假后再至香港，待机赴英，但没有成行，遂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春，陈寅恪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2年5月5日，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六月末抵达桂林，在桂林留一年多，暂时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秋八月，又由桂林启程北行，于十一月抵重庆，因病少留。随即转赴成都，因为全家患病，于年底才到成都，遂教于燕京大学。1945年，因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导致左眼失明。是年秋，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赴伦敦治疗眼疾，希望能痊愈，并留牛津讲学。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抵英后虽经治疗，也无法复原。遂于1946年春离英归国，绕道美国，四月抵达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听说美国名医也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只与赵元任夫妇及留美学生周一良、杨联升等晤叙。
1946年十月，经南京转沪乘轮船返回清华。1947年春，修改前在成都所草《元白诗笺证稿》，助手为研究生陈庆华、王永兴等。是年冬，天气寒冷，清华因经费不足，无力供应暖气，需要住户自理。陈寅恪不得不将所藏巴利文大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
南迁领表
1948年十月间，北平即将解放，陈寅恪携家避入城内，暂住于陈师曾家，又迁入中研院宿舍。第二天，又从南苑机场搭乘一便机往南京。在南京只住了一晚，又乘夜车赶往上海。在上海，接受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约，年末，乘秋瑾号轮船去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五十二号。到广州后，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赴台，陈寅恪不往。在岭南大学，兼任历史、中文两系教授。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印成。1952年夏，迁居东南区一号楼上。是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原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陈寅恪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教授。1953年，开始撰写《论再生缘》。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陈寅恪助教的汪篯来广州，迎陈寅恪赴京，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辞谢不就，推荐陈垣代替。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陈寅恪受到批判，遂不再教课，专力著述。本年七月有寄吴雨僧诗三首，其一云：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桑下无情三宿了（吴注：见《后汉书?襄楷传》及东坡别黄州诗），草间有命几时休。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后死羞。传语朋侪同一笑，海南还胜海西游。
1961年，吴雨僧到广州探访陈寅恪，二人晤谈甚欢，陈寅恪赠吴诗有“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之句。又有《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是时，所撰《柳如是别传》行将完成，而连年来身体尚健，双目迷朦可辨径道，常由夫人唐筼陪同在园内散步，并能驱车到市内听京戏。
1962年夏六月初十日，陈寅恪右腿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因年老未动手术，而断腿终未能复原。1964年时，虽由两护士左右扶持起立，但已不能似往日自由散步了。同年夏，《柳如是别传》初稿完成，自草创到完成此书，经历了十年时间。全书后有《稿竟说偈》：
奇女气销，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愈教愈哑。丽香群闹，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暝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末署：“钱柳逝世三百年，岁次甲辰夏五月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时年七十五。”冬十月，又写定《论再生缘·校补记》，为之作序云：
此文乃颓龄游戏之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现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在简末，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乾。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一九六四年岁次甲辰十一月十八日文盲叟陈寅恪序于广州金明馆。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6日，广州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开始后不久，陈寅恪助手黄萱被红卫兵赶走，不准协助陈寅恪工作。九月，又将公家所派护士三人赶走，仅自出资供轮班代替之护士一人得留。自后，红卫兵抄家前后不绝。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折磨之后，陈寅恪于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半逝世，终年八十岁。
二、学术成就
陈寅恪先生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事业，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学科。其中尤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称于世。他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划时代的意义”。被尊为一代史学宗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
蒋天枢先生概括陈寅恪先生治学特色约有四端：
一、 以淑世为怀。笃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
二、 探索自由之义谛。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论再生缘》；
三、 珍惜传统历史文化。此意则文诗中随地见之，而“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东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犹能秉烛游”之句，尤为澹荡移情；
四、 “续命河汾”之向往。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
史学领域
治史观点：“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在悼念王国维的有关诗文中，陈先生的这一观点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气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所造成的。陈先生的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
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把陈先生的史学成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3-1932），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记述：“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关系，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以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
第二阶段（1932-1949），魏晋及隋唐的研究。从三十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领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华化考序》，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这是他第二阶段史学研究的重心。民族与文化的分野尤适于解释唐帝国统一和分裂的历史。故他在1936年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眉识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别标明此义。
第三阶段（1949以后）：心史。
陈寅恪在《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关于“不今不古之学”，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解释为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所以，学术界一般公认，陈寅恪史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还是中古史研究，陈氏史学并非如大多数学者所论的继承乾嘉考据，而是直接继承宋贤史学并有所发展。陈寅恪史学思想可分为求真实供鉴诫、民族与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及重视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等。
语言与文学、宗教领域
诗史互证问题、汉语特点问题、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佛教进入中国及与小说、弹词等题材演变发展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之结构问题等。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用历史知识解释文学的崭新途径。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释义来考察汉文典籍、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和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比如《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
著作的出版
陈寅恪先生早年多发表学术论文，单本的学术著作其生前出版的有三种，即1943年重庆商务初版《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及1944重庆商务初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种皆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专刊，1945重庆再版，抗战胜利后，1946年商务印书馆又在上海重印，是为上海初版。
1946年商务初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另《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除书名外都封面都与此同。第三种为《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11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初版线装本。
1955年，经陈寅恪先生校正错误，增补脱漏的《元白诗笺证稿》由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平装出版，初版3000册，1958年，作者再次修订之后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800册，1962年二印1000册。《元白诗笺证稿》之1959年中华书局版，并不是北京中华书局而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自1958年开始，中华上编就已经开始约请身在岭南的陈寅恪先生将其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以便出版成书，1958年陈先生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有云：
负责同志：
昨接尊处1958年9月2日函“函询论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专复，此致敬礼。
陈寅恪1958年9月6日
1961年陈先生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云：
负责同志：
来函敬悉。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完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鉴谅也。此复，并致敬礼。
陈寅恪1961年9月2日
这里的“钱柳因缘诗释证”，正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此书于1954年开始撰稿，1964年完成，也正是出于中华上编的约请，不过时局已不同，陈寅恪先生1962致信云：
上海编辑所负责同志：
来函并约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阅应共同遵守各条：（甲）约稿第一条中之第二目，于拙著中所引书一一注出页数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办到。又拙著中故意杂用名、字、别号。人名如钱谦益、受之、牧斋、东涧、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时用虞山，有时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免重复，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观。故不能同意。（乙）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故第二条完全不能同意。（丙）拙稿尚未完毕，交稿日期自不能预定，字数更无从计算。故此两项亦不能填写。
因此将约稿合同四份寄还，请查收。总之，尊处校对精审，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诸种滞碍，未敢率尔签定。傥能将上列诸项取消，则可再加考虑也。专复，此致，敬礼。
陈寅恪 一九六二 五 十四
《柳如是别传》由此搁浅，不过陈寅恪先生还是将《金明馆丛稿初编》稿件寄给中华上编，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云：
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
中华上编接稿后，即由梅林、金性尧二编辑先后审读，之后由二人分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中华上编领导反复审读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时为1966年2月。嗣后“大革命”开始，一切遂告停止（详见高克勤回忆专文）。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久即始着手筹划出版陈寅恪文集，时李俊民为上古社长，魏同贤同志专门负责编务，特别约请陈氏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先生生前即把自己的诸多稿件交付蒋天枢先生委托其整理，1977年，蒋先生将《元白诗笺证稿》的第三次修订本交给出版社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次修订版《元白诗笺证稿》。1982年2月，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蒋天枢先生为其师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册，全套七种九册陆续出齐。
蒋天枢先生对其师极为尊敬，复旦为海上学林重镇，多知名教授，一次复旦会议，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大致有言：“陈寅恪先生学问了不起，不过为晚年为柳如是这样的人作传太不值得。”同为复旦教授的蒋天枢先生当即拂袖而去以捍护师道，整理陈寅恪先生遗稿更是呕心沥血，1988年，蒋天枢去世，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姜亮夫先生有唁电云：“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先生遗稿时可谓尽心尽责，另外，某些地方也并不是完全不作改动，由此转入本篇之重点。
此信（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与上海编辑所信）其他几条暂且不论，单说第三条，蒋云：
《元白诗笺证稿》里的“周一良”处五字，当时曾同您讲，是否改成四个字，后来想，改动，总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两字易为“某某”，或者易为两个□□，这样，五个字的地位仍可照旧。
周一良先生也是一代大家，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要领会上文之意思，还得有所交待。陈寅恪先生所撰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有前言云：
卢沟桥事变前，寅恪寓北平清华园，周一良君自南京鸡鸣寺往复通函，讨论南朝疆域内氏族问题。其后周君著一论文，题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见，数年之后流转至香港，始获读之，深为倾服。寅恪往岁读南北朝史，关于民族问题，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前后积至如（若）干条，而道经越南，途中遗失，然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故旧稿之失殊不足惜。惟忆有数事，大抵无关宏旨，或属可疑性质，殆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载入其大著。旅中无聊，随笔录之，以用此篇，实用窃道家人弃我取之义，非敢谓是以补周文之阙遗也。忆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
《魏书司马睿》一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不过上面的这段话并没有正文一同收入，周一良先生晚年回忆：
蒋天枢先生编陈先生全集，所收江东民族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中语），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令周一良先生自责不已的是其“梁效”经历，“梁效”为四人帮御用写作班，1978年后遭人唾弃，不过陈寅恪先生已于1969年含冤离世，《魏书司马睿》一文前言的删除当蒋天枢先生所为，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之《元白诗笺证稿》第158页有“周某某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本朱在融汇与贯通之说北朝篇中，有人即有提醒周先生所言此条，），即是改动的痕迹，而第256页则仍有“周一良先生”，或蒋天枢先生遗漏。（此亦详见高克勤之《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之后，还双色套印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手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精装2000册，近年有据此影印重印本。陈寅恪先生手迹另外尚有1989年《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及1992年之《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初版3000册，《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初版4000册。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致完备，以后三联十三种十四册《陈寅恪集》都是在上海古籍版基础上再整理出版的（三联于五十年代单册出版过《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两种与三联《陈寅恪集》书影常见，故此不再详列）。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分精装平装两种，精装一般都为1700册，平装印数多为4000册，各种都有二印，早年常见，今非昔比。
三、代表著作
《陈寅恪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总的编辑指导思想是：力求准确、完整地反映作者的治学风格和学术品质，充分尊重并依从当年蒋天枢先生遵照作者嘱咐而实行的工作思路与做法。另一方面，新版《陈寅恪集》也尽可能地吸收了上海古籍版出版以来，近二十年间海内外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陈寅恪集》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灵魂，也是他终生倡导并实践了的学术立场。这就是出版《陈寅恪集》的意义和价值。
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计十三种十四册，含专著、论文集、书信、诗作、读书札记、讲义、备课笔记及其他杂著，目前所能找到的作者全部著述均已收入其中，总计约三百五十万字，另附各类图片一百四十余幅，全面呈现了作者平生的著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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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阳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