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原遗墨》（凤凰出版社2020年4月版，以下简称《遗墨》）是李开军教授不久前推出的新书。开军在代序中自述：“这是一本好玩的书”，相较于此前编过的“三两种小书”，他对这本小书有“更高的兴致”——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那些生动的笔墨，“不但见证他的‘我’，而且记录周围的‘人’”，释读正是为了说明“笔墨背后‘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不过，作为义宁陈氏研究的同行，我却想告诉读者：李教授的“三两种小书”其实都不容小觑，尤其眼前这本“小书”，已经隐然可见大气象。
我和开军相交十馀年，承他不弃，数年前约我为《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作序，去年我增订、再版拙著《陈寅恪家史》，这部《年谱》和开军稍后的文章是我研读最多、引用最多的研究成果。前后对照，不难看出，他的气度越来越自如，文字越来越雅洁，精进未已的同时又能坚守持论有据的底色。这本《遗墨》，不乏闲情逸致，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厚积薄发，举重若轻。软性读物的皮相之下，仍然是写作信史的骨子。诚如俗语所云，“狮象搏兔，必用全力”——文本有刚柔之分，笔调有雅俗之别，严谨不苟则是治学之人的必然选择。
以我这专业读者的眼光看来，《遗墨》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称赞：
其一，以图文互证的方式，针对陈三立生平行事的若干焦点热点，果敢地给出近乎定论的基本判断。
早在编撰《年谱》时，开军就曾经对陈散原参与南浔铁路修筑作了全程式梳理，此次释读散原遗墨，这一重要事功依然占据了相当篇幅。《年谱》坚硬，《遗墨》轻软，软硬兼施，无非希望各路读者从此改变旧有的认知：所谓的戊戌政变后陈三立袖手神州、不问世事，转而一意于诗文，实在是后人附会的一个并不美丽的传说。
与之相应，陈三立和两江总督端方“仅有诗酒往返”而并未佐幕，尽管出自三立之子隆恪以及著名学者胡先骕笔下，貌似坚实可信，仍难敌图文夹攻。历史的真相是，“陈三立不但曾入端方幕府，且在江西地方事务上，对端方多有倚赖”（《遗墨》，第88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而胡先骕所称陈三立与谭延闿虽有通家之谊，“谭后为显宦，散原即不与之往还”（第234页），同样属于罔顾事实的溢美之词。
至于张慧剑《辰子说林》所述散原借庐山石面斥新贵王揖唐的桥段，开军很早就予以质疑，这一回终于底气十足地宣布：“如果知道三十年代王、陈之间的交往，我们恐怕就会哑然失笑：这不过是王揖唐‘落水’之后的‘故事乱编’而已。”（第274页）
《遗墨》以“陈三立像”开篇，所选八幅照片（含雕塑、木刻），无一例外地皆为晚年形象。这大概与散原早年照片暂难寻觅有关，但无形之中也高度契合了读者对陈三立形象的预设——雅望清标，渊默寡辞。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陈三立，不就应该长这样么？《遗墨》与开军的其他作品一样，并不是为了崩塌人设或重塑神偶，而是努力还原一个性格饱满的真实人物。试以评骘友朋诗作为例：陈三立年轻时秉持的是直谅之道——“好攻友过”，“狂态”时见（第8、10、75页）；晚年所持则是温和之方——“照例恭维”，“有褒无贬”（第8、232、233页）。惟其如此，才能在前后变异中既看出岁月的刀砍斧削，又看出散原的变而不失其主。
其二，许多细微处已经显现出值得期待的研究动态：辑录散原集外之佚作，校订已刊著述之错讹，开辟散原研究之新界。
开军自谦的“三两种小书”，共同点是对于陈三立著述的不断搜集和精心整理。其间的甘苦，外人不足以道，早已成了他的一笔精神财富。收录在《遗墨》的数帧《与易顺鼎书》，便是他数年前冒着寒风远赴北京，在拍卖会场一笔一划抄录的珍贵文献。与普通图录、画册不同，《遗墨》在移录全文之馀，不忘勾勒“人”“我”之间的“生动面向”——“此书中陈三立颇有嬉笑调侃之语。在所见陈三立书札中，似只有易顺鼎和陈锐可以享受如此‘待遇’，是亦可见陈三立与二人关系之笃厚。”（第157-158页）看似轻松幽默的一句论断，透露出的是群札了然于胸的自信与从容。限于体例，《遗墨》当然不宜以辑录佚作为鹄的，但也不失时机地展示遗珠，如《丁酉六月自海上还武昌写赠节厂一弟诗家》（第62页）《与龙沐勋书》二函（第267、391页）等即为其例。
《年谱》体量超大，错讹也相应稍多，问世之后，开军一直没有停止校订，留待日后一并匡正。《遗墨》所用释文，颇有与《年谱》重叠者。“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从《遗墨》所刊文字逆推，开军肯定重新找原始文献做过核校。比如，“各京官乃不得已而为调停之计”（第84页），已将《年谱》中的“面”改订为“而”。又比如，《宇宙风》登载张梦庄文章，称散原翁病笃，家人一面“将载有恶消息的报纸藏起来”，一面忍不住在消息灵通的戚友登门时“避到廊子上去探听”（第405页）。其中的“廊子”，原刊作“廓子”，应系字形相近而误植。《年谱》录入张文时，“廓子”一仍其旧；《遗墨》则果断地径改为“廊子”。
开军的陈三立研究，很早就定下了四大目标：一部诗文集，一部诗文笺释，一部年谱，一部研究专著。第一、第三项，已经完成；第四项，据我了解，《陈三立与近代中国》也即将完稿；正在进行的，应该还剩第二项。《遗墨》虽然属于研究计划以外的副产品，还是和这四大目标骨肉相连，其中，似乎又以与诗文笺释的关系更显密切。总体而言，《遗墨》选录的散原及其友朋诗作，除了三五首篇幅稍显冗长、关联度略低以外，绝大多数都能更加充分地勾勒人事始末、点染悲欢离合。
最让我关切，也最令我佩服的，是开军在《遗墨》中的新一轮开疆辟土。散原诗集的刊行，时间跨度大，版本种类多，必然留下文字校雠等等收尾任务。这一片区域，到底有多大，很多年来一直说得不清不楚。《遗墨》最大限度地开掘吴建伟《陈三立致李宣龚曹经沅函札简释》（载《文献》2018年第3期）的丰富矿藏，在表彰李宣龚刊行陈诗功绩的同时，着意凸显1936年商务印书馆缩印本《散原精舍诗集》（含初集、续集、别集）的版本价值——“缩印本的文字更值得信赖”（第179页）。
散原晚年，饱受癃闭症之折磨。他有没有请医生做过手术？目前尚不敢遽断；但借用过张元济的“电器”进行治疗，已经得到了十分可靠的证实——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书札，内含陈三立1933年致张二函（第284-286页），两次都曾言及此事。
世人皆看重散原崝庐谒墓诗，许为天下之至文，开军独具慧眼，又标举其除夕之作——“这些诗写眼前之景象，忆年来之经历，有感慨，有忧患，或激昂，或压抑，有动人的力量。”“郑孝胥被人戏称‘郑重九’，以其年年重阳有诗，那陈三立是不是也可冠以‘陈除夕’呢？”（第241页）梁启超、王易、俞大纲，先后将陈三立与朱祖谋相提并论，或礼赞学行，或称颂志节，或探求“诗词旨趣之殊途而同归”（第276-277、299-300页）。诗词并观、“二妙”合称的背后，无疑又是一片等待深耕细作的沃土。
一言以蔽之，撇开为数极少的几个错别字——“曾迎三”误为“曾省三”（第167页），“余年十九”误为“馀年十九”（第383页），“曾克耑”误为“曾克端”（第388页），“邢介秋”误作“刑介秋”（第40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误作“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7页），《遗墨》确实是一本值得反复玩味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