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中国》（全彩图文），郭晔旻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56.00元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对于张择端，后世只有寥寥数语记载。身为宫廷画师，他的传世名作却以市井风情著称。正所谓“大俗即大雅”，对绘画而言亦是如此。《诗画中国》以《清明上河图》开篇，堪称匠心独运。在众多文人画之中，装点几分烟火气，更显中国绘画的包罗万象。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收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旧事，他对城内风情有过这样一番描绘：“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繁华景象背后，是北宋的发达经济。在历年财政收入里，工商业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在北宋后期，工商税甚至占到了岁入的七成。汴京是国家中心，自然也是工商重镇。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建都于此。后周世宗曾下诏营造新城，为汴京扩张打下基础。宋太祖继承前朝举措，“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巿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夜市和鬼市自此涌现，“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北宋打破了里坊与市肆隔绝的城市形态，对生活用品和药品等并不课税，民众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贸易和娱乐的自由，市井繁荣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明上河图》所绘，恰是这番景象。正如作者郭晔旻在《诗画中国》书中所言：“全画共有人物684位，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所有这些大者盈寸、小者如豆的人物及其活动，在画面上安排得纷而不乱，繁而有序；劳逸苦乐，生动有致；前呼后应，一气呵成。”
张择端笔下，果真是清明时节的图景吗？这是一桩艺术史悬案。孟元老记载了清明时节汴京市民的风俗：“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与《清明上河图》里的人物山水有相似之处。不过，也有人主张，清明并非时令，而是汴京城内繁华的商业区清明坊。更有人推测清明二字象征着宋徽宗治下的天下太平与政治清明，后世视之，就显得有些讽刺了。
不过，无论清明是何寓意，《清明上河图》之中的繁华市井名副其实。画卷着墨甚多的汴河，是汴京的生命线，周邦彦的《汴都赋》对它大加颂扬：“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货，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鎝。人安以舒，国赋应节。”的确，自唐以来，中原王朝仰仗江淮地区供应钱粮，汴京是个四战之地，却也有四通八达之利。转运钱粮的船只往来不绝，河岸码头逐渐变成了仓储要地，沿河街市自然形成了发达的商业区。
画卷从远郊乡村展开，继而进入汴河两岸的商业地带，最终落在都市风貌。乡村人迹稀少，杨柳欲抽新芽，商人赶着驴群缓缓前行，几户民宅周围种着蔬菜，一队脚夫抬着轿子奔城郭而来。到了河边，景色为之一变。最惹眼的莫过于虹桥，汴河的船只穿梭其下，一艘船似被湍流所困，船身倾斜，令观者捏了一把汗。穿行桥上的行人，并不知晓身旁的惊险一幕，虹桥之上与两侧人群熙攘，一派热闹气象。
民以食为天，越过虹桥，就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店面了。画卷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孙羊正店，店前布置了“彩楼欢门”，其上点缀着花球、花枝和吉祥天鹅。《东京梦华录》云：“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图里有一个“十千脚店”，供人歇脚小憩、饮酒品茶。不过，正店与脚店有个重要差别。宋代严控酿酒，正店能够获取官制酒曲，用以酿制和批发，脚店则须从正店取酒分销。当然，即便是脚店，也有大摆筵席的场地。其下又有茶馆、食店与摊位，出售川食、南食、瓠羹、馄饨、茶点和饮料等等。除此之外，汴京皇城附近尚有几条售卖百货的街道，衣服、香料、珠宝、书籍、漆器、金银饰品一应俱全。图里还囊括了两三家医馆，甚至连卖水和修车摊子也未遗漏。汴京市井繁华，尽在此间！
历代对《清明上河图》不吝赞誉之辞，明代文坛大家、官至内阁首辅的李东阳的诗作着重描摹了图卷的烟火气，不妨以之作结：“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所尚，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翚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雾阁云窗粲朝绮。芳原细草飞轻尘，驰者若飚行若云，红桥影落浪花里，捩舵撇篷俱有神。笙声在楼游在野，亦有驱牛种田者，眼中苦乐各有情，纵使丹青未堪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