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田海在其新作《关公：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中对关公崇拜的演变进行了权威性考察，为研究封建中国的集体记忆和宗教想象提供了著述范式。
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写作和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写作相当不同。绝大部分的西方读者，很少有耐心去了解与文献史料相关的琐细分析，专家也不例外。即使是像关公崇拜这样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领域，只有很少的西方学者真正熟悉那些原始史料。因此，当我们尝试为更多的西方读者写作时，就不得不省略大量的细节，或者将其移入注释，这对于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而言确实是一个遗憾。不同的学术体系也有各自的学术敏感点，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可能还有一些优势，因为在解构历史上的宗教实践或者像关公这样著名的宗教人物方面，我们的思维定势或许更少一些。当你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间游走，它的受众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今的人们首先是从《三国演义》中获悉关羽这一人物的，但是在我看来，传统时代，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关羽是一个被崇奉于地方坛庙中的神祇，是一个傩戏和各类地方戏剧中的人物，事实上，他还是晚清到民国时期末世论的源头之一。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他，从根本上来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伙计，尽管也会存在一些（道德或行为上的）瑕疵。数百年来，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都是从这一后起的、正面的形象出发，来阐释那些与“真实的”关羽相关的文献史料。但是西方人探究这些文献时，不会受到那些后起的宗教或者文学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眼中，关羽就是另一个叛乱者。和包括曹操（家族）与孙权（家族）在内的那些觊觎皇权的人比起来，他并没有好多少。就其宗教形象而言，同样如此。关羽的宗教形象在历史上几经变迁，最终在清末时成为道德的化身。
与文字传统相比，我把口头文化传统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尽管《关公：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新星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实际上写作于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然而我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构思这一课题了，当时我还是一名留学日本的研究生。我的基本观点之一在那时已经形成，即促成（关公）神祇传播的并非相当晚起的与三国相关的文学传统，而是地方性的口头文化传统。为此，我通过搜集资料，初步形成了与庙宇兴建和修复相关的统计表格。我试图表明，在那个我们通常认为文字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时代，口头文化以及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文化传播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看作对口头文化的知识考古，同时也是对口头文化在一个文字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其巨大影响力的研究。
关公(Lord Guan)或关帝(Em⁃peror Guan)是中国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诸多神灵之一，正如佛教的观音菩萨一样。关公信仰肇始于唐代后期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关公：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不仅是对关公信仰本身的研究，还逐一讨论了关公信仰兴起的各个阶段。当我们关注某一神灵崇拜的时候，就会研究人们对于自己和他人生活中（与神灵相关的）重要时刻的记忆，关公及其相关活动总会在个体或群体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那些故事里，人们常常会记着神灵如何支持和保护了他们，甚至如何惩罚了坏人。当然，他们的记忆也经常提供一些信息，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仅仅是作为叙述者讲述各类事实和故事。那些对这些故事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的人自然也就决定了这些所谓“记忆”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给后人。除了研究那些作为文本保留下来的记忆，我还会通过这些记忆去分析各种不同的行动，尽管相关的内容并不完美也并不完整。这些行动包括不时发生的、花费高昂的修建和重建活动，年度的祭祀和巡游，集体仪式和个体性的崇拜等，在这些活动中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尊崇，或者为了便于在仪式活动中列出神灵具体的护佑内容，会产生大量的口头和文字叙述、戏剧表演和宗教经文等。尽管我无法保证可以顾及关羽崇拜的所有方面，但我还是会努力描绘出几个世纪以来这一信仰合乎情理并具有典型意义的变迁图景。
如今，关公的形象已经变得相当单一，我在欧洲的大学中遇到了很多来自中国城市的年轻人，至少对他们而言是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关公仅仅是一个财神——碰巧对于这个话题我也提出了与学术界既有研究不同的观点。有一次一名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瞧见桌上有两尊关公的塑像，看上去就像我过去十多年所研究的神坛的一部分，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主要被崇奉于中国餐馆中的财神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幸运的是，关公崇拜仍然存在于中国的山西、台湾以及其他地方，同样也存在于那些深受中国宗教文化影响的世界各地，比如越南等，并且充满了生机。当我带着儿子们前往晋南的解州以及晋北的五台山等地时，随处都可以见到关公崇拜。最终，他们当中的一位受到了影响，在莱顿学习中文，现在还在海德堡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而另一个也从来没有忘记关公的雄伟英姿。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后者在一个有着印尼华人血统的荷兰好朋友家中发现了一尊关公的塑像，而这位朋友甚至不知道这是骑在赤兔马上挥舞大刀的关公！ 因此，研究关公崇拜不仅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发现之旅，也是我两个儿子的发现之旅。（作者系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