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开始收民间银、锡，铸行白金三品，正是这一年“初算缗钱”。元狩五年（前118年），废三铢钱、半两钱，行五铢钱（郡国五铢）。元鼎二年（前115年）又推出了赤侧钱。与白金三品并行一年后，白金三品废止。正是这一年，元鼎三年（前114年），“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又过了一年，元鼎四年（前113年）禁止郡国铸钱，改由上林三官铸钱，待钱多后推行全国，三官五铢至此稳定行用，一直延续到西汉灭亡。
汉武帝推出的“更造钱币”“算缗”“告缗”等搭配使用的政策组合拳，都推动了摧折豪富的核心目标。
正如《管子》所说的：“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汉武帝所面对的货币流通现状和经济发展现状是大量“浮淫并兼之徒”依靠财富脱离了编户齐民旧制的掌握，《管子》警惕的“下制其上”局面已然形成。
对于这一现状，司马迁的描述非常精当，“网疏而民富”。“网疏”落点在社会管理层面，并不是说真的“无为”。实际上，文景之治施政固然可称为“仁”，却是在秦汉王朝制度性暴虐的基础上降低执行力的权宜之举。当权宜之计长期持续，“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秦汉社会管制就出现了裂缝，使得强民多了两条出路，一是役财骄溢的商贾道路，一是武断乡曲的兼并之徒。前者是通过财富赎买权力、利用权力；后者则是依靠暴力把持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选择这两条出路的家族，绝大多数是汉高祖当年的军功授爵群体，以及受到优待的六国旧族。他们属于汉初既得利益集团的下半部分。与他们同类的，还有长期居官无处升迁的地方官吏，以至于父子相继，以官为氏。还有就是在闾里间把持权力的里吏们，一样能食先秦贵族的食物“粱肉”，他们是汉初既得利益集团的中间部分。而这个集团的上半部分，诸侯王、封君、高官们肆意无度地奢侈享乐，逾越制度，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上层消费群体。现实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自上而下地缔造了一个以身份等级收益制为基础的、畸形繁荣的商品经济。
为他们服务、连缀成网的，正是前文说到的，控制着生产、物流、销售全流程的商贾群体。这条循环线路几乎完全独立于王朝的生产、赋税、委输、支出的物流、金钱流，他们固然还需要赎买权力，与权力共生，却破坏了“利出于一孔”的格局。在此条件下，汉武帝施行善政、仁政，都不足以收回权力，更不可能在维持商品经济畸形繁荣的前提下，完成对社会运行规则的理想化改造。
现实最令他愤怒的是富商巨贾们“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元狩三年（前120年），张汤在汉武帝的推动下，请求“笼天下盐铁”，即将自少府私房钱划归大农的“山海，天地之藏”收回，不再施行授权经营的方式，改为直接经营，从源头垄断工商业原料产地，增加收入。
这一年，正是关东大水，汉武帝迁徙70多万灾民的年份，紧随其后的是造白金、皮币和施行算缗令。可惜，“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
简言之，因商品经济繁荣而巨富者对汉武帝一系列大业的需求、百姓的疾苦熟视无睹，汉武帝先是采取了奖励引导的方式，厚赏自愿捐出家产贴补国家的典型人物卜式，结果富户还是不愿意按照法律缴纳缗钱的财产税，引导之后就是刑罚，并一步步升级。杨可主持告缗在元狩六年（前117年），但告缗分一半财产的诏令发布在元鼎三年（前114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不复告缗”，同时接收富户入粟补吏和赎罪，可见，告缗之后仍旧有富户存在。
7年间，白金三品被废、赤侧钱行而又废，郡国五铢钱被废，开铸三官五铢钱，是否全面行用未可知。告缗令下达后，朝廷却在天下郡国没收了大量资产，由水衡都尉管理上林财物，并组织没收来的奴婢经营全国各地同样没收来的田地生产生利。也正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替代孔仅主持天下均输。
汉武帝最终敲定的市场形态是桑弘羊主持的，对整个国家物流体系的重塑。在郡国派驻大农部丞数十人，在县中设置均输、盐、铁官，又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形成一个以京师为中心的信息网络。各郡国应缴的贡物，按市价购置当地的特产，交给均输官将其中一部分运往京师。除供官需外，剩余交平准在京师出售，另外部分则运往其他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由于均输官由工官制造车辆器具，实则代替了之前转毂天下的行商，这是在物流上垄断。“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这是在货源上垄断。平准官掌握天下郡县的价格信息，这是在信息上垄断。系统建成之后，终于停止了告缗。在桑弘羊居中运筹之下，这个系统也确实获利颇丰，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最终的货币形态，则是三官五铢+黄金的二元结构。黄金以五铢钱计价，1斤10000钱，西汉的算赋也稳定在了120钱/算。也就是说，三铢钱、半两钱是1石米=120钱=1算，五铢钱照旧。青铜币材的多少根本不影响铸币的定值，而以五铢钱计价的黄金，相应也被定义了价值。稳定、固定的状态是基础，数量级的增加依靠的是“算”的数量的增加，也就是遵循“算术级增长”的原则。曾经昙花一现的“几何级增长”，重新被拉回了可控的轨道。汉武帝也不再热衷于“非对称交易”的寻租，而是建立起一套基于行政货币的单一通货，过高面值的黄金则悬置于日常交易之外，货币终于和市场形态相称了。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甚至在北宋史家司马光的眼中，已经是“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前后的货币改易政策自然也是失败之举，但财政的现实是汉武帝渡过了元狩三年、四年的窘迫时期之后，一直处于财用丰饶的状态；货币的现实则是自三官铸钱之后，五铢钱持续行用，直至西汉灭亡，再未改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归根结底在于西汉商品经济的形态与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进而导致了货币和财政的逻辑也不尽相同。
正如前文中述及的，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却仍旧是地域通货占据统治地位，频繁、小额、季节性的交易统治着一个个分割的区域市场。而政权铸造的行政货币，最大的作用不是担当地域间结算通货，而是作为税收的票证担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中介。而黄金则是政权手中控制的调节性货币，通过与商人的往来交易，调节市场流通的地域通货规模，并干预物价，甚至寻租获利。故而，商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既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又是政治权力的卑微工具，就连他们的财产权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当汉武帝只是摧折商人群体，劫夺他们的财富，却吸纳一部分成功者进入官营经济之中，参与新商业组织的升级时，整个经济体系非但不会崩溃，反而会因为交易分工的专业化而更加活跃。
这个过程中，铜钱正是变化的见证者。
汉武帝时代三官五铢从中央到地方的运输之路开辟，彻底改变了钱币的区域循环格局。单方面的吸纳，变成了双向循环，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辅以平准、均输的勃兴，大幅度降低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物流成本。
各个商业枢纽由官吏直接参与的坐贾定价是平准的基础，官营的跨区域“行商”则是均输的基础，两者结合之后，令汉王朝终于重新垄断了全国范围内的商业物流和商品定价权，做到了哪怕小国寡民的西周王朝都无法完全实现的全域商业覆盖。
同时，庞大疆域孳生的商业需求，也成为商业物流的利润源泉，官商的身份和中央平准的指令，让官商们不再如私商一样单纯逐利，而倾向于维护经济秩序。当区域货币量出现波动时，官商们会根据物价的奇赢介入转运买卖，从而平抑物价，维护区域货币稳定，避免汉武帝初年的货币灾难发生。更重要的是，尽管三官五铢是一种行政货币，但在上述制度变革之后，确实完成了单一通货和集中价格的初步塑造。封建中国晚期没有建立起来的，基于“一价原理”支配的均衡市场的经济体系在汉武帝时代却早有雏形。
可以说，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手段，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连缀全国各个独立经济区域的商品物流网络；第一次完成了财政收支体系的实质一体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货币的真正大一统；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大市场。就此而言，汉武帝的开创之功，未必不能与夏、商、周三代比侔。
既然与“世界经济”的距离如此之近，为什么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如此不同呢？
答案很简单，由于周、秦、汉是一脉相承的统治模式，周人的“族”内统治，在秦人手中变成了分户析产的原子化核心家庭面向政权，而政权则直接置换了“族长”的角色，周制的财产所有权的虚化和不完整性，在秦、汉王朝都得到了继承。在此条件下，小生产者成为政权面对的主要角色，并以律令的形式予以约束，从根本上限制了商业组织的自我进化。
由于市场交易的参与主体规模巨大，在区域市场中，会有数量惊人的、小额的、季节性活跃的交易同时发生，经济规模却只能算术级增长。而跨区域的、大额的、复杂的常态化交易却只能在身份等级收益社会的最上层发生，并随着上层阶级通过权力攫取财富能力的波动而浮动。
看似繁花似锦、总量巨大的商品经济，实则截然两分，上半部分面临着参与者数量基本限定（权力结构限定塔尖人数）的规模瓶颈，商业沦为权力的附庸；下半部分则面临着交易规模和专业化程度无法自发进化的技术瓶颈，商业成为农业的补充。
双管齐下后，货币体系的主体，长期只能以低面值的青铜铸币来担当地域通货，为经济组织的下半部分服务；高面值的黄金和近代的白银一样，要么成为商业社会上层阶级蓄积财富的禁脔，要么成为“非对称交易”的参与者，将一物一价的原则砸得粉碎，价格革命基本不可能发生。
当算术级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不足以支撑上层阶级通过权力搜刮的效率时，整个系统就会快速坍缩。随着王朝的灭亡，再次从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资开始积累，“挣扎在死亡线上”即此之谓也。
真正不幸的是，这个循环持续了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