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按产业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手工业所需用的生产资料，农副、运输业所需用的生产资料，当然这种划分也并非严格，如：铁不仅是手工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是制造农具的原料。如此划分是为了论述方便而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研究手工业生产资料中的铁、油料、染料、生产工具等运销。
生产资料是清代前期一项重要的商品，生产资料一般是很难全部自给自足，不买也不卖的，即使在一地有某种生产资料可以自给，但也不能所需用的生产资料全部自给，因此，生产资料市场无处不有，其流通也是普遍而广泛存在的。
铁矿是炼铁的原料。铁又分为生铁、熟铁和钢等不同种类。铁矿经“初炼去矿，用以铸器物者为生铁。”“今商贾通贩于外境者多生铁也。”[1]生铁再经锤炼，“炒成熟铁”。[2]本文所指的铁，主要是生铁和部分熟铁，同时也涉及到铁矿、钢的运销。
铁的生产分布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江西、陕西等地。[3]此外，山西、浙江、福建也是铁产区。康熙年间，山西“潞〔潞安府〕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4]乾隆年间，福建产铁县九个，大炉五座，小炉六十五座。[5]康熙时，浙江桐乡县炉头村“居民以冶铸为业，炉火不绝。”故村名改为炉镇，至嘉庆年间仍然如此。[6]
铁的运销，南方以湖南、广东、云南、四川等省为主，北方则以山西、陕西两省为中心，分别向其他地区流动。永定县的铁“贸贩者多江南巨商，故邑有小南京之号。国初称极盛，乾隆末始渐微。”[7]郴州兴宁县民“需用铁斤，须自粤东贩运”，[8]“取之粤省，肩运殊苦。”乾隆年间准予在本地开采铁矿。到嘉庆时，“商民贩运铁斤至江浙等省销售”。[9]嘉庆二十二年，“沅陵等县商民贩买铁斤，运赴江苏等省销售，共一百余万斤。”[10]沿沅江，辰溪、泸溪、乾州等地“所出生板，俱装运浦市，出售于炒铁厂，炒成熟铁，然后装运湖北汉镇等处销售。”[11]浦市是这一带铁的集散地，“为上游大市镇，饶油、铁、白蜡诸货，各省行商多停泊于此。”[12]北部澧州的津市也是铁的集散地，石门县的铁“多取给于津市”。[13]湖南铁除运销江南等地之外，还贩运广西。“自湖南贩苏木、铁条等杂货至桂省。”[14]在湖南本地，辰州府的铁“货于四方，贫富恃以为业。”[15]衡山“铁则货自茶陵”。[16]湖南南部“产铁各地方，外来射利商贩悉于就近设垆【？炉】锤炼，下船装运赴湖北汉口发卖，或由汉口而转运两江递贩。”[17]湖北汉口镇是南方铁的集散地，除聚集湖南铁之外，云南铁沿长江运到这里。汉口的“铁来自云贵、四川。”[18]嘉庆时，这里“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19]四川重庆也是铁的聚集地，往长江下游运销的同时，也在本省销售。“有新厂、老厂、真武场、陈家场、玉隆砀以及南邑〔南川县〕等处铁货来渝发卖。”嘉庆二十三年，这里的铁匠铺共有七十五户。[20]广东铁“出阳春、阳江及新兴”，“商贾皆从罗定江运铁，总集佛山，故铁以佛山为凑。”[21]佛山是广东生铁的集散地，在这里将生铁再炼成熟铁，制造各种器具，向外运销。嘉应州平远县民从康熙至嘉庆时期，长年“煽炉冶铁”。[22]乾隆时，“铁则载至芜湖，以取利焉。”[23]江西龙南的铁，沿赣江“顺流”运往江南。[24]南安府属之上犹县民，自乾隆至道光年间都以“铸铁营生”，[25] “贫民淘取〔铁砂〕，远赴营前厂售卖。”[26]高安县“铁取于福、广”。[27]福建铁不仅在本地及邻省浙江、江西销售，“闽省田少山多，内有产铁山场，可以采取矿砂，就近烧造器皿，便民利用”；福宁府“所出铁斤器皿，除本邑供用外，俱转贩于上游之松溪、政和等县，并毗连浙省地方，现在往来络绎”，[28]而且还由海船装载，运销江苏。
北方山西潞安、泽州二府产的铁，“输市中州”，“日不绝于途”。[29]据称：“泽州、潞安、平定州处处产铁之乡，每年骡驮车载，运赴四方不知凡几。”[30]山西商人乾隆九年在洛阳建有《潞泽会馆》，其中铁货商铺有四家。[31]在朱仙镇，也有一通乾隆三十三年建立的《重修关帝庙碑记》，据碑文记载：当时朱仙镇有铁货铺十家，全是山西商人经营的。[32]当时河南产铁有限，这些铁铺主要是购买山西铁，说明山西铁占领河南市场的情况。据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淮关监督全德报称：“黄河货船于四月十四、十五日有铁、碱等货船只抵关。询之该商，据称从豫省引河以上之武陟、封邱等县贩来。”[33]河南武陟、封邱等县不产铁，沿黄河运往江南的铁，应当是从山西转运来的。顺治元年，有山西籍商人宋维新，从山西“用价驼运”，“铁一千五百三十斤”到山海关。[34]宋维新从山西路运铁斤到山海关，虽然运输的是官铁，但运销的路线当与民用铁是一致的。孝义县“铁出城西八十里外之郭家掌诸村，掏沙取之，所产无几，止彼处数十里村民鼓铸器皿。近城则多用外来之铁。”[35]五台县出生铁，“为阖邑器用资”。[36]这说明山西铁在省内自用和流通情况。陕西铁“只能铸造铁锅、铁盆，余皆铸成铁条、铁锭，贩运各处。”[37]
铁的交易方式，首先是铁铺向铁厂购买，铁铺商人到铁厂坐庄收购。乾隆年间，“渝城铺户吴广和在南川县陈家场地方办买铁货，运渝发卖。”他们就是“坐庄贩买”的。铺户收购后，由铁厂送货，道光十四年林兴发买黄廷玉“生铁五万斤”，“厂内过秤，送至木洞林姓铁铺交给。”这中间也有经铁行交易的。[38]嘉庆时，“江西南昌、新建、清江、铅山、鄱阳、德化、湖口、瑞昌等县商民铺户共一百四户，均赴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各领官票贩铁，共一千一百二十余万斤。”[39]其次是铁厂一方面把所生产的铁出售给铁铺；另一方面就地打造各种器具运销。乾隆时，福建铁厂“铸出铁斤，该炉户等俱散卖内地商民铸造农具。”[40]所谓内地商民也就是铁铺，因为绝大多数乡民不能自己买铁打造农具。嘉庆时，陕西南山铁厂，“铸造铁锅、铁盆，余皆铸成铁条、铁锭，贩运各处，卖给铁铺，制造一切农具等项。”[41]浙江桐乡县炉头镇，“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咸仰赖焉。”[42]
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流通，常常与铁的运销不可分离。广东佛山出产的铁锅运销南方各省；铁线则贩运全国各地，“锅贩于吴越荆楚”，“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43]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潞安府赵如明等人，“揽了德兴号店内的铁钉，用小车推送苏漕三义店〔直隶地方〕交卸”。[44]河南的铁器“自壶关县〔山西〕来”，[45]并转运山东。“卫河一带粗重锅油等货”，贩运至山东。[46]也有专门从事纺织生产常见的工具纺锭、纺车销售的。江苏宝山县，康熙二十一年，“月浦民孙珠卖纺锭为业，家贫独居。”[47]上海蒲溪镇有纺车街，“以此街中人多制纺车售卖也。”[48]青浦县出纺车、锭子，“以金泽为工，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习成谚语。”[49]金山县“铁锭朱泾最良，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近数尤御亭及骆姓家，远近争购。”[50]河南长葛县有“纺车”，“止供县民之用”。[51]湖南苗族地区，“织具有机梭、纺车、蚕筐”，但“日用常具多不足，今则市可得而易矣”。[52]
染料有蓝靛、红花、紫草、牛李枝、黄桴木、红紫石等，但以青色和红色居多，青色用蓝靛染成，红色用红花染成。“蓝染草也，俗称蓝子，酿成谓之靛。”“红花亦染草也。”[53]蓝靛有三种：“一曰大蓝靛；一曰小蓝靛；一曰槐叶靛。”[54]紫草染紫色；琉璃枝、牛李枝“可染绿”色；黄桴木“煮汁可染黄色”。[55]“红紫石出独冈山，可作颜料。”[56]染料产地比较广泛，据郑昌淦研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贵州、云南等内陆十八省都产染料。惟有广西“产蓝靛极少”。[57]其实，广西省产染料的地区也不少，如：庆远府产蓝靛，南丹土州统旺场是蓝靛的集散地。[58]兴业县“举邑皆种〔蓝〕，而其利普焉。”[59]
由于各地都产靛，因此有的县蓝靛是自给的。直隶沙河县蓝靛“止供自用”。[60]也有的县只产某种染料，其他染料“则来自远方”。[61]当然还有向外运销的情况，贵州镇远府黄平州嘉庆年间开始种靛，“数十年来，因以致富者不少，以故人争趋之。”[62]“黔中苗峒焚莱作淀，远贩江汉。”[63]江西龙南的靛，沿赣江“顺流”运往江南。[64]经过安徽龙江关的货物中，就有从湖北、江西方向运销的靛。[65]福建的靛质量高，据说：“青靛初出闽中，夏秋两次之间，取其叶淘汁澄清，用染蓝青色，此地〔江苏〕所无也。”以后传入江苏，但“染之色终不若福靛”。[66]因此，闽人不仅前往浙江种靛，“〔上〕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得难以枚数。”[67]而且闽靛也销往江浙，霞浦县“靛，清乾、嘉间最盛。其货能通于浙温。乡民有以贩靛而致巨富者。”[68]除了陆运之外，闽靛也从海上贩运到江浙。四川的红花沿长江“发往各省”售卖，[69]“川江来往货船上水布匹，下水红花，夔关所征之税银，二者十居之五六。”[70]长江岸边的仪征“靛、红花利良溥”。[71]此外，四川、河南的红花也运销陕西，三原县的红花“近皆贩自豫、蜀”。[72]山东济南红花“本土虽有种者，不能多，染家所用皆资商贩。”[73]浙江瑞安县将红花“杵膏成饼，以贩他邑者”。[74]山东临朐产的黄桴木“贩者截作小片，捆载而南，过江则秤称卖之，”运销江南。牛李枝“每年车载东贩，咽塞道路，”似本地销售。[75]广西梧州府的红紫石，“土人取之售于油漆者”。[76]
染料的交易方式，有农民种靛自贩，道光六年五月，“谢常明、袁鹏先同供：小的们合江县人，栽种蓝靛营生。小的们二人共装靛三十二包来渝，洪兴行内蓝茂达、蓝川泰弟兄发卖。”[77]也有商人到产地收购，安徽太平府“人习〔靛〕以为业，贩者多收之。”[78]陕西同州府“丰原乡产红花，四方商多来售者。”[79]还有牙行主持买卖，“向来靛行规矩都是行主代客买卖。买主不能问及卖主，卖主不能问及买主，所有行内现存靛包，山客不得阻滞。”“山客运靛至渝投行发卖，各路客商亦各赴行看靛，议价承买。”[80]
油料包括桐油、乌桕油、油漆等。桐油是桐树子榨出的油，“其用甚广”，[81]“不可食，并不宜灯，特用以饰器物”。[82]“涂房屋器用皆资之”。[83] “船家多用以制船”。[84] “桐油照夜之外，兼可煮以代漆。”[85]乌桕油是乌桕树子外面包着的一层白色脂肪，当时人们用桕脂造蜡烛，用其子榨油燃灯。“乌桕，其实榨为油，可燃灯，尤宜作烛。”[86]乌桕“收子压油，可以制烛，远近货之。”[87]油料中的桐油、乌桕油主要产在南方，有湖南、浙江、四川、广西、江西、贵州、福建、广东、湖北、安徽等省。湖南产桐油最多，“商贾趋之，民赖其利以完租税，毕婚嫁。”[88]在永顺附近的沅陵、乾州也“出桐油”，“亦多外客贩买。”[89]浙江衢州府开化县，土人种植乌桕、桐树，“取其子榨油”。[90]广西庆远府宜山县洛岩墟、南丹土州化良场是桐油的产地和集散地。[91]江西广信府上饶、兴安出桐油、乌桕油“较旺他邑，闽人种山者多资为生计。”[92]贵州遵义“油桐树，郡无外不有”，又产乌桕油。[93]福建上杭县有桐油，“但杭地阔人稠，本地所出不敷本邑之用”，[94]需从外地购入。安徽安庆、池州二府“桕油郡邑皆出”。[95]宁国县有乌桕油，“民以为利”。[96]关于油漆的产地记载比较少，目前所知有陕西、山西、河南、湖南、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等地。陕西紫阳县“山极高处皆有漆树。每千树谓之一刀，其价昂时可值百金。”[97]周至县“穷民依山求食，往往割漆与密，至市镇货之。”[98]山西阳城县“南山中多漆，人时割焉，……取以为资。”[99]河南嵩县“漆产南山白河，割采者率江广人。”[100]永宁县“王范诸集，通商者”有油漆。[101]湖南龙山县民把漆“盛以木甖，售之及远方”。[102]贵州遵义府“自生者名大木漆，随长随割无已时，其汁厚而泽。栽者名小木漆，割五、六年即自枯，其品价稍下。”[103]思南府“漆出郡属归大堡、煎茶溪”。[104]少数民族人“入山采漆售于市”。[105]广西庆远府东兰土分州老棚墟是漆的产地和集散地。[106]浙江开化县也产漆。[107]安徽庐州府“漆出合肥、舒城、无为诸邑”；池州府漆“出建德者良”；安庆府“漆出潜山”。[108]
外销桐油的省有湖南、贵州、江西、湖北，主要流向江南、北方、广东各地。湖南永顺县的桐油在列夕集散，“列夕在县西，离城八十里。自王村以上进猛峒小河，往来行舟多泊焉。民居罗列，商贩聚处，桐油……等货，于此收买，亦要区也。”[109]从王村下以，舟可沿北河入沅江。龙山县的桐油“胥籍人力搬运，南至隆头镇洗车河裁〔？才〕通小舟。西抵湖北来凤卯洞，亦小舟装载。至百户司，入北河以达辰、常。江右、闽广及山陕皮货客，亦贸易于此，归皆易桐油转售他处。”[110]沪溪、乾州的桐油集中在浦市，“各省行商多停泊于此。”[111]道州桐油“装运下河，其利最夥。”[112]装载桐油的船只沿潇水，入湘江。黔阳“洪河为上河，油商囤积之地。”[113]这里聚集的桐油，不但有本地的，而且还有贵州产的。贵州的桐油“由清水江而下，可通湖广之黔阳县，直抵辰州、常德两府。”[114]思南府的桐油也“运两湖销售。”[115]以上地方的桐油，也包括油漆，都沿支流运入沅江，再汇入长江。湖北安陆府、德安府等地的山区，“向多出产桐、桕、药材、柴炭等物，外贩往来络绎”。[116]这里的桐油、桕油沿汉水汇入长江，集中在汉口。汉口的“桐油、白蜡来自辰州。”然后，沿长江运销安徽、江苏、浙江等地。[117]芜湖关税“以棉花、烟叶、桐油等货为重。”[118]安徽怀宁县“滨临大江，商贩辐辏”，[119]“桐树本地不甚种之，油多来自湖广。”[120]湖南桐油还沿湘江的支流耒水，向南运销广东。每当“九、十月间、收茶、桐油”，郴州“行旅客商络绎不绝”。[121]江西赣南山区的桐油，经赣江分别向南、北运销。“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122]过赣关的货物中，就有“南赣二府土产桐油、木油〔即乌桕油〕”。[123]广东太平关“征收税银全籍棉花、糖包、枝元、茶、油等货。往年各货长年流通，络绎贩运。”这里油也是从江西运入的。[124]另外，江西的桐油还运销福建上杭县。上杭县本地产桐油，但“本地所出不敷本邑之用，恒藉江右益之。”[125]乾隆三十年四月十三日西宁奏报说：“上年浙江秋冬雨雪愆期，河道乾浅，舟楫载运维艰，商货往来稀少，桕油收成欠薄。”[126]说明浙江产的桕油经北新关运销。湖南、湖北、贵州、江西的桐油、桕油、油漆，以及浙江的桕油分别沿长江和运河，经浒墅关、向北运销，经过浒墅关的货物中有“江广桐油”。[127]这些油料商品，又经运河入淮河过凤阳关，向河南运销。[128]河南朱仙镇是桐油的集散地，那里的桐油会有商铺三十家，经营者都是山西、陕西的商人。[129]朱仙镇聚集的桐油分别向直隶、山西、陕西等地运销。沿运河向北运销的桐油，经通州到京师。据山西平遥县商人立碑记载：“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自生理以来，绝无开行店〔？□〕，亦绝无经纪评价，必本客赴通自置，搬运来京，报司上税，始行出卖，其由来固匪伊朝夕也。”[130]
有关油料交易方式的记载很少，在产地湖南一般都是生产者将油料运到集散地，由商人收购。也有的商人予付款给生产者，然后收油。“每岁桐子开花，有油之家缺日用，向有钱者预领油价。言定油若干斤，钱若干千，价亦无一定。自四月起至八、九月，按月多少为差。十月兑油，或兑油子，如期不得误。而权子母者，遂举倍称息。贫者油先贱售，或值桐子欠收，不能如数以偿。”[131]在销售地，有油料铺零售。
如上所述，生产资料中的原材料运销距离通常比较远，这主要是资源分布决定的。没有原材料的地方一旦购买了原材料，就地制造生产工具，或者制造其他生产物资，这些制成品的运销距离则往往比较近，一般多就地买卖。不过，也不尽然，有一些产原材料的地方，当地就可以生产肥料、包装用品；一些有生命的生产资料，是就地繁殖，所以这种原材料及制成品，一般都是近距离运销，特别是有生命的生产资料，大概是因为有生命的动物难于远距离运输，这些生物也不一定适应各地的生长环境所造成的。不过，大牲畜则例外，可以远距离运销。这些问题容后续研究。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农业经济运转中，生产者农民也要是把自己生产的大部分或全部产品投入市场，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农业再生产所需要的主要生产资料。至于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生产者，则更离不开市场，对于手工业者、运输户、商人来说，其生产资料则很难自给，更谈不上自足，可以说手工业者、运输户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市场。这正是生产资料在清代前期全国范围流通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的原因所在。
注释：
[1]乾隆《沅州府志》卷二十四，物产。
[2]刘家传《矿厂利弊说》附，见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二十一，矿厂志。
[3]参阅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1卷，第317－318页。
[4]唐甄《潜书》，富民，见《清代的矿业》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22页。
[5]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福建巡抚周学健题本，见《清代的矿业》下册，第511页。
[6]康熙、嘉庆《桐乡县志》卷一，土地部，市镇；卷二，市镇。
[7]同治《永定县志》卷之六，物产。
[8] 《清高宗实录》卷一六六，乾隆七年五月甲子。
[9]道光《兴宁县志》卷三，矿厂。
[10]道光《两广盐法志》卷三十五，铁志。
[11]刘家传《矿厂利弊说》附，见道光《辰溪县志》卷之二十一，矿厂志。
[12]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13]嘉庆《石门县志》卷之十八，风俗。
[14]道光《西延轶志》卷之二，舆地下，风俗。
[15]乾隆《辰州府志》卷十六，物产考下。
[16]康熙《衡山县志》卷八，物产。
[17]雍正六年湖南辰永靖道按察使王柔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66页。
[18]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四，食货考，乾隆。
[19]包世臣《筹楚边对》，见《安吴四种》卷三十四，齐民四术。
[2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298、302页。
[21]雍正《罗定州志》卷之一，舆地志，物产。
[22]康熙、嘉庆《平远县志》卷之一，风俗；卷之二，风俗。
[23]乾隆《嘉应州志》卷十一，风俗。
[24]康熙《龙南县志》卷之一，舆地志，风俗。
[25] 《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五，道光十年二月丁丑。
[26]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折，见《清代的矿业》下册，第506页。
[27]康熙《高安县志》卷二，物产。
[28]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建布政使顾济美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第489页。
[29]雍正《泽州府志》卷之十二，物产。
[30]山西按察使蒋泂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686页。
[31]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关帝庙香火地亩碑记》，现藏于洛阳豫西博物馆内。
[32]碑现藏于朱仙镇岳庙内。
[33]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5辑，第746页。
[34]顺治二年五月山海关硝磺商人宋维新揭帖，见《明清档案》A2，B949。
[35]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
[36]乾隆《五台县志》卷之三，建置志，村屯。
[37]嘉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陕甘总督长龄等奏折，见《清代的矿业》下册，第519页。
[38]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297、304页。
[39]道光《两广盐法志》卷三十五，铁志。
[40]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福建巡抚周学健题本，见《清代的矿业》下册，第511页。
[41]嘉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陕甘总督长龄奏折，见《清代的矿业》下册，第519页。
[42]嘉庆《桐乡县志》卷二，市镇。
[43]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之六，乡俗志，物产。
[44]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署理山西巡抚福崧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1辑，第515页。
[45]乾隆《林县志》卷五，风土志，农工记。
[46]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朱定元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47]光绪《宝山县志》卷十四，志余，轶事。
[48] 《蒲溪小志》卷之一，街衖，书中有“道光以来”，当为道光以后版本。
[49]道光《金泽小志》卷之一，土产。
[50]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物产。
[51]乾隆《长葛县志》卷之一，方舆志，土产。
[52]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乾隆《辰州府志》卷十四，风俗考，三厅苗俗。
[53]道光《仁寿县志》卷二，户口志，土产。
[54]乾隆《林县志》卷五，风土志，农工记。
[55]张新修《齐雅》，康熙，见光绪《临朐县志》卷八，风土，物产。
[56]乾隆《梧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物产。
[57]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3页。
[58]道光《庆远府志》卷八，食货志，墟市。
[59]乾隆《兴业县志》卷四，田赋，物产。
[60]乾隆《沙河县志》卷之三，风土志，食货。
[61]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三，物产。
[62]嘉庆《黄平州志》卷四，食货志，物产。
[63]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十一，隰草类，蓝。
[64]乾隆《龙南县志》卷之十三，风俗。
[65]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安徽布政使兼龙江西新关税务高晋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782页。
[66]叶梦珠《阅世编》卷七，种植。
[67]乾隆《上杭县志》卷一之九，物产。
[68]民国《霞浦县志》卷之十八，实业志。
[69]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提督四川总兵黄廷桂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第708页。
[70]雍正十年七月初十日四川夔关监督穆克德布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243页。
[71]厉秀芳《真州风土记》，文中提及嘉庆年，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72]乾隆《三原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73]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三，物产。
[74]嘉庆《瑞安县志》卷之一，舆地，物产。
[75]张新修《齐雅》，见光绪《临朐县志》卷八，风土，物产。
[76]乾隆《梧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物产。
[77]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352页。
[78]康熙《太平府志》卷十三，物产。
[79]乾隆《同州府志》卷十三，物产。
[8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357－358页。
[81]乾隆《马平县志》卷之二，地舆，物产。
[82]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之十二，土产志。
[83]嘉庆《於潜县志》卷十，食货志。
[84]道光《江北厅志》卷三，食货，物产。
[85]乾隆《连江县志》卷之四，物产。
[86]道光《仁寿县新志》卷二，户口志，土产。
[87]乾隆《沅州府志》卷二十四，物产。
[88]乾隆《永顺府志》卷之十，物产。
[89]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90]乾隆《开化县志》卷之五，物产。
[91]道光《庆远府志》卷八，食货志，墟市。
[92]乾隆《广信府志》卷二，地理，物产。
[93]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94]乾隆《上杭县志》卷一之九，物产。
[95]乾隆《江南通志》卷八十六，食货志，物产。
[96]嘉庆《宁国府志》卷十八，食货志，物产。
[97]卢坤《秦疆治略》紫阳县。
[98]乾隆《周至县志》卷之十，物产，转引十四年邹志。
[99]乾隆《阳城县志》卷之四，物产。
[100]乾隆《嵩县志》卷十五，食货。
[101]乾隆《永宁县志》卷一，土地部，风俗志。
[102]嘉庆《龙山县志》卷之九，物产下。
[103]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104]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三，食货门，物产。
[105]李宗昉《黔记》卷三。
[106]道光《庆远府志》卷八，食货志，墟市。
[107]雍正《开化县志》卷三，赋役志，土贡。
[108]乾隆《江南通志》卷八十六，食货志，物产。
[109]乾隆《永顺县志》卷一，地舆志，市村。
[110]嘉庆《龙山县志》卷之七，风俗。
[111]严如煜《苗疆风俗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112]嘉庆《道州志》卷之十，风土，土产。
[113]黄本骥《湖南方物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114]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第348页。
[115]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三，食货门，物产。
[116]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湖广总督李侍尧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第737页。
[117]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四，食货考。
[118]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安徽巡抚书麟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4辑，第685页。
[119] 《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乾隆三年十一月是月。
[120]道光《怀宁县志》卷之七，物产。
[121]嘉庆《直隶郴州总志》卷之二十一，风俗。
[122]乾隆《赣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产。
[123]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胡宝瑔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第551页。
[124]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广东巡抚鹤年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11辑，第724、126页。
[125]乾隆《上杭县志》卷一之九，物产。
[126]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4辑，第586页。
[127] 《清宣宗实录》卷八四，道光五年六月庚辰。
[128]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郑家麟奏折，见钞档。
[129]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现藏于朱仙镇。
[130] 《公建桐油行碑记》乾隆十八年，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2页。
[131]嘉庆《龙山县志》卷之七，风俗。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