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在中国西部建立政权，自称大夏国，或称白高大夏国。同期及后来周边北方民族又译称党项为唐古、唐兀或唐古特。辽、宋、金人因其在三朝的西部，多称之为西夏，后世也多用此称。“党项”之名，始见于《隋书》。党项族的族源现今大多数人认为是古代羌族的一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源自古代鲜卑族。在南北朝和隋朝之际，党项族分布在现今青海东南部和西北部为中心的广袤山林草原上，从事狩猎、畜牧业，俗尚武力，无法令，无徭役，不知稼穑。唐朝中期以后，迫于吐蕃族的强大势力，逐渐内徙，迁往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唐末，党项拓跋氏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授为夏州节度使，复赐李姓，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地方，治夏州，党项拓跋氏由此跻身于北方诸藩镇之列。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王朝，并在与邻近藩镇纵横捭阖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使得中央政权也不敢小视夏州李氏政权。
宋初，党项族首领臣属宋朝。李继捧弟继兄位，引发内部矛盾，遂向宋献五州地。其族弟李继迁反对宋朝直接接管夏州政权，公开抗宋自立。党项族在李继迁的率领下，外附辽朝，内联诸族，经过十五年与宋拉锯式的反复角逐，又重新占据夏州政权的统辖区域，迫使宋朝封李继迁为定难节度使。李继迁死后，他的后继者李德明，在宋辽关系缓和的形势下，与辽、宋保持友好关系，继续向西部发展势力。宋天禧四年（1020）将统治中心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今宁夏银川），宋天圣六年（1028）占据河西走廊。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嗣位。元昊继承夏国王位，是西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元昊具有雄才大略，提出“英雄之生当王霸”的主张。因此，元昊自承袭王位起，便有步骤、有目的地开始了他的王霸事业。首先是改姓，将唐朝和宋朝赐给党项皇室的李姓和赵姓，改为党项姓嵬名氏，元昊自称“兀卒”，即表示自己为天子可汗之尊；其次是发布剃发的法令，令国人皆秃发。再次是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各有所服。而元吴本人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红结绶，这是采用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在给宋朝的表章中公开宣称“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至此，西夏辖境约相当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的大部、陕西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青海省的东北部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蒙古国的一部分地区，成为当时能与宋、辽周旋抗衡的第三大势力。西夏从景宗元昊到末主睨共传十帝，历时一百九十年。
西夏是多民族国家，党项人为统治民族，但又联合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上层，可称是蕃汉联合政治。皇族嵬名氏（兼用汉姓李）注意与党项的大姓通婚，后族“贵宠用事”，而皇权与后权、皇族与强宗大族之间也不时发生冲突。但西夏没有建立像辽朝那样的两套官制。大体是效仿宋制，设立中央官制和地方的州县制。
西夏巧妙地利用了辽朝与北宋的矛盾，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但主要的敌手是北宋，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西夏最初处于攻势，并且成为胜者。西夏军以骑兵为主力，但不善于攻城战，故对宋只限于边境杀掠。后来又不断地被北宋攻城掠地，被动挨打，却仍努力支撑困境。直到北宋末南宋初，西夏利用金军攻宋的机遇，夺取若干被占之地。此后与南宋隔绝，而与金朝基本维持和平。到夏金晚期，双方都在蒙古的威胁下，仍然发生战争。西夏于宝义二年（1227）亡于蒙古。史称西夏“立国二百馀年，抗衡辽、金、宋三国，俪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西夏文的创制 l036年左右，元昊颁行党项文字，“元吴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元吴主持创制的蕃书，即后来所称的西夏文。元昊尊蕃书为“国字”，使“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且用这种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翌年设立蕃、汉二字院，蕃字院掌管与吐蕃、回鹘一带的往来文书，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往来表奏，中间写汉字，旁边写西夏文。不到三十年，西夏文就在西夏境内的法律条文、官署档、审案记录、买卖契约、文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铭文、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儒家经典、史书、类书和兵书等典籍中，得到广泛使用和传播。
为了便于学习本民族的文字，西夏中后期编撰了多种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辞书。《音同》（又译作《同音》）是一部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这部字典共收六千多字，大致成书于1l32年，是迄今现存最早的西夏字书。《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大型西夏文韵书。为了便于汉族人学习西夏文，西夏人还于ll90年编写了夏汉、汉夏双解通俗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
西夏文属于表意性质的方块字，直接借鉴汉字形体构造的“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以会意合成和音意合成方式为主，它的基本笔划类似汉字“形体方整，类八分”，也有点、横、竖、撇、捺、拐、提等。而且，西夏文的书写亦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在吸纳汉文字造字方法的同时，又有党项民族独特的构造方法，如笔划较汉字繁复，撇、捺等斜笔较多，无竖钩；象形字和指事字较少；会意字比汉字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合成则是西夏文构字的一大特点。
西夏文的创制对西夏文教的兴盛、佛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印刷业的进步都有直接影响，可以说对整个西夏文化的进步有巨大的贡献。
西夏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 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西夏统治者都积极学习和摹仿宋朝，设官建制。李继迁“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期“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李元昊为建国更是摹仿宋朝建立一套官制，官分文武两班，设立了中书、枢密二司，及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元吴于立国的第二年再度改革官制，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使西夏官制和机构颇具规模。此后，西夏的官职和机构在中后期又有新变革。与前期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职官和机构愈分愈细，二是前期的官制改革多属政治军事方面的，而中后期有关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官职有了明显的增加。
西夏时期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大约于崇宗（1087—1139）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西夏仁宗人庆四年（1147）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西夏在实行科举之后于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仿唐宋制设立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无疑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的。
此外，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钦慕汉族文明，崇儒尚文，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
西夏的思想与宗教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建国前后六次向宋求赎佛经，宋朝赐以《大藏经》。元昊在立国之初，便开始用西夏文翻译佛经，历时五十多年，共译出大小乘佛经820部，3579卷，它不仅满足了西夏党项民族对佛教信仰的需求，而且是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的盛举。
元昊在发展西夏佛教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建设大规模的寺庙。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西夏著名的承天寺是谅祚母后没藏氏倡建，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3）由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凉州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赞庆，这通碑就是保存至今的著名“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乾顺时期另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是在甘州建筑卧佛寺。这个寺庙规模宏大，现仍可从保存至今的卧佛寺略见其当年的风采。西夏遍布全境的寺庙可概括地分为兴庆府一贺兰山中心，甘州一凉州中心，敦煌一安西中心，以及黑水城中心。西夏官府制定法律保护所有的寺庙、殿宇、宗教建筑、佛像及圣地，并施舍钱物，以为庆赞。
西夏政权大力提倡佛教的政策，提高了佛教寺庙和僧人的社会地位。西夏的僧人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他们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僧人不负担摊派的杂事，不纳税；僧人犯罪后，可以减免罪刑，可以用官品抵当，可以不受黥刑；寺院的环境亦要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由此不难看出西夏僧人的优厚待遇，同时也说明了西夏对佛教的重视程度。
西夏时期已有帝师之称，修正了中国帝师之设始于元代的传统看法，目前从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西夏的帝师不止是一位，而是至少有三位。西夏开始封设帝师，进一步抬高了佛教的地位，使王室和佛教领袖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增强了佛教领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西夏除帝师以外，还有国师以及其他有高级职称的僧人，他们是僧侣的上层，具有较高的学识威望，在推动西夏佛教发展方面起着核心和中坚的作用。西夏后期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趋势日益增大。
农牧并重是西夏社会经济的特色 境内河西陇右地区的兴（今宁夏银川）、灵（今灵武西南）、甘（今甘肃张掖北）、凉（今武威）等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西夏重视水利建设，夏仁宗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专设条文具体规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宋人认为“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西夏境内的牧区主要分布在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绥德）、银（今米脂西北）、盐（今宁夏盐池北）、宥（今陕西定边东）诸州，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带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广阔草原。西夏牧业的畜类，以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等为主。马匹在牧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除用于军事和生产外，还作为大宗商品同周边进行贸易，又是对宋、辽、金的主要贡品。西夏境内所产的“党项马”驰名当时。骆驼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区的运输工具，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主要养驼地区。羊、牛、猪、狗是西夏农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党项族在长期畜牧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反映在西夏时期编纂的辞书《文海》中，对牲畜的分类与观察尤为细致；特别是对马、牛、羊品种的区分，对牲畜的管理、繁殖、饲养、疾病及治疗等，都有独特的方法与一套完善的经验。
西夏的手工业门类也较齐全。夏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设立的国家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西夏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酿造、陶瓷、建筑、砖瓦等。西夏的兵器制造较为发达，“夏国剑”被宋人誉为天下第一。
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
西夏的都城兴庆府，天庆十二年（1205）改为中兴府。据今存明代《宁夏城图》，基本上保存了西夏兴庆府城的轮廓和布局，其城市“周回一十八馀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在城市建筑上无不借鉴于唐都长安、宋都开封的规划布局。特别是在城市命名、都城事务管理机关、城门和街坊名称上，都有直接渊源或借用之处。作为皇家统治与生活中心，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建筑、宫室殿宇、官厅衙署，还有为皇家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及庞大的兵营和仓库。城西北建有避暑宫，西部贺兰山东麓营建离宫、佛祖院、五台山寺、皇帝陵园，城东十五里的黄河畔建高台寺及诸浮图。兴庆府是西夏最大的城市，是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国内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夏的社会风俗，《辽史》卷115-国外记《西夏传》云：
其俗，……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筭．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于髑髅中饮之，乃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有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诉于官，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
西夏于1227年亡于蒙古。蒙元在灭亡和占领西夏的过程中，西夏文化逐渐淡出历史的视野。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夏文化毁于战火。西夏的顽强抵抗遭到蒙古的残酷报复，中兴府受到三次毁灭性打击．府城内几乎夷为平地，郊外一片荒原。在取得西征、南征，招降西藏的战果之后，蒙古诸王为争夺汗位又长期互相争战，河西遂成为争夺汗位的战场。为了逃避兵燹，西夏疆域内的原居民不断迁往各地，形成规模相当大的移民潮，使西夏文化随着民众的逃亡而不断散失。他们迁徙的范围相当广泛，见诸记载者就有中亚、尼泊尔、漠北、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东、江浙等诸多地区。其中既有西夏国的统治民族——党项族人，也有其境内的其他各族人民，构成现今尚存的西夏遗民。二是民族大迁徙带来的民族新格局的形成，直接导致了西夏文化的衰亡消失。蒙古不断将征服的中亚、西域的穆斯林和南宋汉族居民，迁入西夏故地屯田耕作，注入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穆斯林不断进入河西，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居甘肃者多”的局面，西夏故地已成为回族聚居的地方了。自蒙古灭夏后．西夏文字已不再作为官方使用的文字，逐步被放弃使用。因为回族人的增多，代之而起的回族文字（阿拉伯文、波斯文）作为各族间文化经济交流的文书在丝路驿站中流行。三是元朝人修史时，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分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记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金史》西夏传一卷），致使丰富的西夏历史资料湮灭无闻。
直到l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佛经、文献和文物，西夏的历史文化才又引起世人的关注。
原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