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者的话：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史揭示的文明观突出了西方的地位。金属的认识、开发和利用，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一定高度的产物。它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推动历史的进步，改写社会的面貌，也代表人们征服自然的非凡能力。古代中国以青铜冶铸为代表的冶金术起步较晚，但它在三代以降数千年的历史中日臻完善，后来居上。透过冶金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匠的世界”，更是一个涉及政治消费、宗族伦理、鬼神信仰、审美情趣等多重因素的复合社会。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史上，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最终在这门金和火的艺术中历经淬炼，融为一体。将冶金术放入东亚古代文明中，以西方中心论谱写的全球科学技术史将面临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
【核心提示】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联性很强。当青铜器成为礼器以后，它不仅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同时也体现了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对技术、生活以及审美的独特理解。
中国自新石器晚期就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据考古发现，夏代已经能熔铸青铜。青铜冶铸术的发明，代表了当时科技和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标志。
冶金术促进文明发展
青铜冶铸术和中国古代文明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冶铸术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文明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的调整、权力中心的出现以及社会等级关系的形成。国家，则可以定义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控制和协调人际关系的机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文明和国家，青铜冶铸术的出现就显得非常重要。
冶铸术代表了高科技的产生及人们对复杂技术的掌握能力，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等级的出现。例如，殷墟文化中的觚、爵是中国最早的成套酒器。其中觚相当于酒瓶，爵相当于酒杯，两种器皿构成完美组合，是中国青铜器的代表性造型之一。如果再加上鼎的话，主人的等级就较高一点；一套觚爵可能代表一般贵族的规格，两套觚爵则代表其属于更高级别的贵族，以此类推。因此，青铜器的出现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它表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
青铜器反映复杂的管理体系
研究青铜文化，首先需要了解青铜器生产的安排、组织、管理和协调。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商周时期，更是如此。
从管理上看，以殷墟为例，如果以洹河为界，东边的苗圃是一个铸铜作坊，苗圃的左边铁三路是一个制骨作坊，铁三路再往北是薛家庄，也是一个铸铜作坊，这三个作坊，可作为一组。相对应的洹河北岸，即大司空南地，是一个铸铜作坊，大司空附近也有一个制骨作坊，构成一组。孝民屯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再往西的北辛庄是制骨作坊，也是一组。苗圃的西北方向，还有制陶作坊。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
在殷墟孝民屯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中，有很多半地穴式的建筑。笔者判断，这些半地穴建筑不是一个居民点，而是铸铜作坊的工房。从陶器尺寸来看，普通居民点陶器尺寸和作坊遗址中的不同。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出土的陶器很大，用其煮饭可供多人食用。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青铜器的社会整合与审美功能
除了政治性消费这种实用功能之外，青铜器还有其他多重功能。例如，商代之后的青铜器往往通过贯穿其中的礼乐精神，发挥巩固社会结构的作用。又比如审美功能，商人制作青铜器的时候会把龟、龙的形象置于盘中，而将鸟的形象放在鼎耳上，这源于时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审美观念。再如青铜器上的铭文，早期通常只有一两个字，属于族徽的性质。到后来，慢慢发展为多个字，如西周时期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再发展到汉代铜镜上的吉祥文字和吉祥语。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有更深层的含义，艾兰教授曾对商周铜器纹饰做过深入研究，并有专著出版。目前关于铜器纹饰含义的观点大概有30多种，其中孰是孰非，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联性很强。当青铜器成为礼器以后，它不仅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同时也体现了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对技术、生活以及审美的独特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4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