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制建设的步伐，学术界也随之舞蹈，官司不断，热闹非凡，还出现了一些打假名人。我上个月在《法制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举过金文中诉讼的例子，指出法律不仅要承担打击犯罪的任务，还应该尽到和谐的责任。这个问题在刑诉中已经开始体现，效果很好。不能打了一场官司，留下许多遗憾，更不能以法律的名义，上失其道而杀其下。孔子说必也无讼乎？那才是境界。和谐才是硬道理，所以我建议一手托三家（或多家）的律师们需要考虑一下学习一些儒家精神。
历来不喜欢官司，觉得沾上就会带来晦气，但愿永远也不要找到我，所以谈都不想谈。但是，官司没有渐行渐远，周围诉讼似乎不断。举个例子说吧，二十五史也打起官司来了。据媒体报道：
中华书局律师任海涛表示，“从表面上看，这是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争，但实际上属于抄袭剽窃。从长达44页的判决书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做到了法从理出。但是，在认定被告侵权，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块，让对方的违法成本过低，没有从实质上保护著作权的执法效果，这一点也存在遗憾。”
国学时代公司负责人尹小林称，本案的胜负关乎国学网乃至整个古籍数字化行业的生死存亡。一旦中华书局“标点圈地”的逻辑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便意味着凡经出版社印过的古籍，后人再想整理将难如登天，除非事先获得许可，否则便要背负“抄袭剽窃”的罪名。
这场官司根据判决书看是国学网因无奈默许引发的判决，具有礼让性质，因为之间法官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双方和解，实现共赢。法官释放强烈的善意，主要原因有很多，判决书中也说了，但是我想说的其实还有：其一，这类问题实际上法无明文规定，也就是说著作权法制定的时候，无法预计今后可能出现的很多情况，所以这个案子不好判，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论，法无明文规定不能罪；其次，不存在实质意义剽窃。中华本将“徐巿”写成“徐市”，而国学版已经修正。至于标点相同和同错也很正常，没有一个认定的数量标准。第三，中华起诉书只是举例，并没有完全确定有多少错一样的。所以用举例的方式打官司说对方剽窃，关键证据不成立。民营单位和国营企业的争执，很多以民营企业破产作为结局，所以很多聪明的人都愿意赔钱了事。《战国策·燕策》说：“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不振矣。”这种战略未必都有用。当然我不是说出版社是老虎。要我看本案整体实际上是和解性质，没有输赢。
我想说的是，你们打官司我们管不着，但是再想买电子版的二十五史到哪里去买呢？买不到，对学术研究必然不利。如果社会大众的需要服从个体利益，那么这个个体利益就是与社会作对？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参加过北大的数字会议，记忆中他们也有二十五史的电子版，但是没有人去告他们。当然我不是说提醒律师去告北大。我只是说古籍，谁都有整理的权利，对可以都对，错也可以都错，抄袭要拿出抄袭的证据，譬如说他照你书抄的证人证词或者录像。
按照著作权法，著作权只是属于著作权人，标点整理古籍的标点整理部分，是由具体的人来做，出版社只有版权，指的是排版一类。就是胜诉，也应该把钱给具体的著作权人。明确地说，他们不认为剽窃，或没有授权，你就没有资格打官司，法院必然应该驳回。二十五史整理本为文化部主办的政府行为，成果具有公益性，是公共资源，不能仅仅看成是一部书。同时，著作权法要求权利主张，你在书上声明翻印必究之类的权利主张了吗？没有就是可以吧。
我们一直是中华书局的读者，对中华书局十分崇敬；我们也是国学网的读者，我们感谢尹小林先生给学界带来的方便与帮助。作为古籍整理和法学相关研究的工作者，我们不希望彼此诉讼，更反对恶讼没完没了。如果有智慧、时间和精力，请你们想想如何双赢，如何支持古籍数字化的发展，如何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贡献？单位官司不常有，如果一个单位经常打官司，相信也很累。而律师们参与诉讼是职业使然，请你们多劝劝当事人，能不折腾最好不折腾，打官司，难说有真正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