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作权法中，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必须满足独创性的标准。如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然而，对独创性的判断是著作权法中最难的问题之一，对此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早期主要采用“额头出汗原则”，或者叫“辛勤收集原则”，认为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就符合独创性标准。随着立法与司法的不断发展，著作权法早已摆脱了早期的“额头出汗原则”，更加重视从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出发判断作品独创性问题，即认为独创性不是作者劳动付出的回报，而是为了促进科学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对于演绎作品，尤其是文学类的演绎作品，对“创作高度”有着更高的要求，法院认为演绎作品要与原作品之间存在实质性区别，这种区别不应是简单微量的，而应包含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并且要与“平均水平的创作者”相比较。如在Gracen V.Bbradford Exchange一案中，原告Gracen对米高梅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绘画。法院认为，对演绎作品的判断不是美学判断，而是要确保演绎作品与原作品之间存在充分区别。由于Gracen的画与电影人物形象不存在实质区别，所以不具有独创性。Feist出版公司诉Rural电话公司一案中，更是独创性判断的经典案例，其确立了判断独创性必须要有最小的创新性，而不是额头出汗原则。Ruarl电话公司是率先对客户名字、城镇和电话号码进行收集的，然而他只是将电话号码信息依照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是一种机械的、常规的方式，并不要求任何创造性。因此不能认为作品有独创性。
在中华书局诉国学时代公司一案中，虽然中华书局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但是不能将其作为具有原创性的标准。与此同时，点校本作为一种演绎作品，必须与古本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实质性的区别应与该领域的“平均水平的创作人判断”，对点校本如果是“平均水平”点校人都可以作出的，则其不具有实质性区别。另外，我们也必须从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出发来考虑该案，对古本进行点校，符合现代人的一般阅读习惯，也是常规的出版方式。如果认为这种点校具有独创性，产生的后果则是中华书局的演绎作品将完全覆盖了古本，使得原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古本受到版权法保护，并且为中华书局所独自享有，这难免有违著作权法的保护目的之嫌。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法律系教师）
原载《检察日报》2013年5月17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