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生业模式研究，为解释中国‘多元一体’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继承性特征提供了新的论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昆叔在采访中如此表示。
考古学历来注重人类创造的遗迹、遗物研究，环境考古学则延伸了考古学范围，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纳入考古研究范畴。伴随着环境考古学的发展，与其密切相关的聚落考古、农业考古、植物考古、遥感考古、分子生物考古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经过25年的发展，环境考古学在今天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未来应如何发展？近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我国环境考古可分三阶段
环境考古学研究以人类的文化堆积、遗迹、遗存及相关的自然沉积物为对象，寻觅古环境信息，并探讨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
周昆叔告诉记者，我国的环境考古起始于1987年对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新石器遗址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87—1994年为起步阶段，1994—2006年为成长阶段，2006—2012年为深入阶段。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相继展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和夏商周断代研究，促进了环境考古研究的发展。
随着聚落考古的提出和开展，环境考古逐渐成为聚落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夏正楷认为，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的有机结合标志着环境考古已经进入学科发展的深入阶段，这一阶段的宗旨是基于人类生态环境的分析，探讨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和人类对环境的文化适应。此外，夏正楷表示，人类对环境的文化适应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当前的地学研究不应该忘却中国传统”，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杨达源表示，中国的环境考古不宜完全套用外国经验模式，应根据本土的遗址发掘来进行，这样才符合实际。
聚落考古应加强环境考古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在史前文化特征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通过一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等来适应自然环境，以达到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类也需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夏正楷表示，“环境考古在聚落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考古不仅为聚落考古中发现的一些遗迹现象的科学解释提供依据，而且也为探讨遗址的聚落形态、格局和发展历史提供必不可少的地理学背景。而内容丰富的环境考古并不限于古气候曲线与文化序列的简单排比。”
围绕聚落考古中可能出现的环境考古问题，夏正楷表示，环境考古学家应有意识地考虑和研究其中的问题，这也是今后环境考古工作能够在聚落考古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环境考古弘扬“舞台说”
顾颉刚曾把人类依存的地理环境比作舞台，这是对人地关系非常贴切的表达。
周昆叔认为，环境考古研究的发展首先弘扬了“舞台说”，让我国环境考古对万年以来的“舞台”、“水土”有了新的阐释。其次，促进了学科建设。环境考古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做“自然遗迹”进行研究，并将其融入考古发掘报告中，不仅是考古学报告书写方式的改变，也是人们观念的变化。这使得报告的科学内涵更丰富，增加了报告的可读性，扩大了读者视野；同时，这也促使考古学走向综合性研究，从而扩大考古学的影响。
对于环境考古研究未来的发展，周昆叔认为，需要注意做到三要：第一，要更加团结。环境考古是涉及多知识领域的学科，注重团结、彼此学习、相互谦让，才能拧成一股绳去攻克难关。第二，要精益求精。环境考古主要是研究遗址及其所在区域的地层年代学、古地理及其与古文化的关系。在研究中应注重研究各区域环境特点、环境关系、环境循序演变等。第三，要更好地运用环境考古。环境考古要在尽力理清环境与文化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发挥其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作用，推动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