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大历史”试图从宇宙“大爆炸”讲起，以多个尺度考量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历史演进，努力整合人类的知识，尤其是弥合史学叙述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久已分离的残损局面。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的跨学科努力显得弥足珍贵。“大历史”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有助于青年一代认清自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但“大历史”显然是从超越人类的角度审视人类，其核心概念如“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虽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直接用于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的情感和信仰等问题便显得天真和乏力。
【关键词】大历史 人类史 超越 批判
“大历史”是20世纪末在西方逐渐形成的一个史学流派，与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竞赛说”、杰里。本特利的“文化互动论”并列。[1]威廉．麦克尼尔更是将“大历史”的始作俑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2004年出版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与牛顿和达尔文的成就相提并论，称其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2]不仅如此，“大历史”在教学领域中的进展也十分突出，目前全世界范围已有几十所高校开设了“大历史”课程。用克里斯蒂安的话说，“大历史”的复兴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回归足可期待。[3]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大历史”却关注甚少，截至2011年底只有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对“大历史”予以介绍，2012年又见一篇短文讨论大历史对中国传统世界史教学可能带来的“启示与挑战”，并呼吁“积极反思并寻求变革之道”。笔者亦曾采访过“大历史”的首创专家，对其旨趣和内涵予以阐发。并尝试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中国人的“大历史之道”。[4]但这显然还是不够的。为此，本文欲结合“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和内涵，从学理的角度对之予以“批判”。此处的“批判”不在指责和贬抑，而在赏析和评判。[5]因为这才是对待新生事物、促进学术繁荣应有的态度。
一、“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及其内涵
“大历史”的问世看似非常简单，仅是出于历史教学的考虑：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历史系的一次教师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历史该从何时讲起”的问题，擅长俄罗斯历史的大卫．克里斯蒂安主张“从最初讲起”。可哪里是所谓的“最初”呢？是猿转变成人的一刻，还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的形成，抑或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克里斯蒂安选择将宇宙大爆炸作为大历史叙述的起点，并于1991年在国际知名的《世界史杂志》上发表了《为“大历史”辩护》一文，详细阐述其大历史思想。[6]受此启发，荷兰史学家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1996年出版了《大历史的结构》一书，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程。2004年，克里斯蒂安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问世。2007年，美国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的教科书《从“大爆炸”至今的大历史》出版。2010年，斯皮尔又推出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7]不久以前，“大历史”更是得到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的青睐，在其支持下，国际大历史学会于2010年8月20日成立，旨在普及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大历史项目”也已启动。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组织和机构问世，如俄罗斯大历史和系统研究中心，新英格兰大历史中心等。大历史由是得到迅猛发展。
但这样一幅图景显然过于简略，或者说只抓住了表象，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大历史”问世的根本原因。首先，“大历史”的产生源自史学家对“世界史”名不副实的状况的不满。[8]美国学者认识到，“20世纪末新世界史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讲述全球时代整个世界的历史”。[9]有学者视此为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呼吁，但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从“世界”到“全球”的转变还远远不够，他们要超越传统“史学”的界限，书写包括人类起源与进化、生命体和地球甚至整个宇宙演化的“大历史”。[10]这种“大历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代史学具备了先前不曾有过的两个基本条件：1）近一个世纪的史学研究积累；2）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精密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11]事实上，有很多侧重时间维度的学科——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的学者纷纷加入到“大历史”的建构中来，出现了所谓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科学化”。[12]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大历史”的问世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乎人类生存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激烈回应。一方面，在“大历史”学家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某种深刻的危机：“在一个充斥着核武器、生态危机俨然跨越了众多国界的世界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那种主要关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历史叙述显得狭隘、不合时宜甚至非常危险”；[13]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声称任何形式的元叙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科学的，都不过是对既定权力的维护，从而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混乱、断裂和无意义，[14]而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并无助益。作为回应，“大历史”的目标就是要谱写一部能够赋予当今人类社会以“定位感”和“归属感”的“现代创世神话”。[15]
第三，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历史”的问世在本质上是“普世史”的回归。所谓“普世史”在19世纪史学专业化兴起以前，一直是历史叙述的常态。但此后，“普世史”却逐渐从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克里斯蒂安看来，其原因有三：1）史学家对所谓“科学”史学的追求；2）民族主义的盛行；3）兰克史学在大学、学院内部的确立或机构化。[16]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细化成多个分支专业，史学家把精力集中在民族史的书写和国家文明发展轨迹的梳理上，根本无暇顾及对宏大历史的考察，直至后来汤因比、斯宾格勒、威廉．麦克尼尔等人著作的问世，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17]
不过，“大历史”或克里斯蒂安所谓的“普世史”却与以往的“普世史”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种“试图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理解过去”的历史，甚至涵盖整个宇宙，并“同时关注历史的偶然因素及细节和能够廓清细节的大的格局”，或可称之为一种“全面、统一的关于已知世界或宇宙的历史”。[18]借用国际大历史学会官方网站上（http：//ibhanet．org）为“大历史”所下的定义，我们对“大历史”的内涵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大历史试图以统一的跨学科方式了解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的历史。”其视野之大、统合力之强、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意愿之强烈，都是以往任何形式的历史撰述所无法比拟的。
二、“大历史”的优势与劣势
毋庸置疑，“大历史”有独特的优势，但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劣势。
“大历史”的优势首先在其超乎寻常的宏大视野，试图为宇宙间的整个存在勾勒出一个新的断代格局，即从“无生命的宇宙”到“地球上的生命”，从“早期人类的历史：许多世界”到“全新世：几个世界”再到“近代：一个世界”，并进而瞻望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多种未来”。[19]这在寻常的历史叙述是无法想象的。比如，2007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特利与齐格勒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只从“早期的复杂社会”讲起，以“现今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告终，始终以人类为中心，而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竟拿出远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人类出现之前的宇宙、自然史及传统通史著作中很少交代的“史前史”，并有将近二十分之一的篇幅瞻望人类及宇宙存在的多种未来。在这样的宏大视野中，不止欧洲中心论失去了存在的依托，甚至整个人类也不再成为宇宙演化的旨归。换句话说，在“大历史”的审视中，人类历史的演进一方面因此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科学”定位，但另一方面也因此变得异常渺小。克里斯蒂安有一个“断代技术、编年史和年表”，其中包括一个颇为著名的比喻，即假如我们将整个130亿年的宇宙演化史简化为13年的话，那么人类的出现大约是在三天前，最早的农业文明约发生在五分钟之前，工业革命的发生才不过六秒钟以前，而世界人口达到60亿、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登月都不过是最后一秒钟发生的事情！[20]但尽管如此，“大历史”还是对“渺小”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科学诊断并提供了“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的预测：下一个百年主要是调整政治意愿、控制人口、转变生产方式、积极利用可再生资源以期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甚至“改变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下几个世纪和下一个千年则要考虑“向地球之外的世界殖民”；而在远期，“地球上的生命将在太阳死去之前全部灭绝”，“宇宙将像一个垃圾场，到处充斥着冷却的、黑暗的物质，如褐矮星、死亡的行星、小行星、中子星以及黑洞等”。[21]
第二、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对人类知识的跨学科整合显得弥足珍贵。上文提到，“大历史”在本质上是跨学科协作的产物：在此，传统的历史学科将演变成一个“历史学科大家族”（large family of historical disciplines），涵括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等，实现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融合，[22]“先是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讲解相对论基础、弗里德曼及后弗里德曼进化宇宙论、太阳系生成假说，然后由地质学家讲述地球的演化和结构，生物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讲解生物圈的演进和地质年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阐明人科动物的进化及人类的起源，最后是社会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并对全球的未来进行预测”。[23]为了能将人类知识整合在一起，“大历史”在叙述上采取了以“进化”为中心兼及多条线索的框架，并为此提出了诸如“集体知识”、“复杂性”、“能量流”、“能量流浓度”（energy flow concentration）、“熵”及“负熵”（negentro．py）、“金凤花原理”（Goldilocks Principles）等颇具新意的概念。其中，人类运用语言、符号和相互学习的“集体知识”或“集体学习”被认为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和人类历史的驱动力，“能量流”被看作“复杂性”生成的本质属性，“能量流浓度”是衡量宇宙间包括人的大脑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各种存在复杂程度的量化单位，而“金凤花原理”则规定复杂实体能够存在的“恰到好处”的边界条件，[24]而所有这一切都服从“进化”的规律。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狭义的仅适用于生物界的话，那么“大历史”中的“进化”则是广义的，可谓是整合宇宙间人类全部知识的框架，有时被称作“宇宙演化”（cosmic evolution）。[25]按照克里斯蒂安的说法，“大历史”意在建立起一个“现代创世神话”般的普遍叙事甚至一个“宏大的统一的历史理论”，以克服现代及后现代知识的“支离破碎”，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的指南；[26]历史亦将重新发挥类似传统“创世史”的功用，据此，人类便能够更好地廓清自身的共性，并进而塑造“全球公民意识”（sense of global citizenship），增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团结。[27]“大历史”融合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表现出的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的确难能可贵，显示出史学应有的气度和大智慧。
第三、“大历史”特别是其教学实践对青年一代认清自我、了解宇宙、地球、人类的形成和进化，并由此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至为重要。“大历史”以超越人类的视角，从“无”（即宇宙“大爆炸”）到“有”，一直讲到搅扰人性、令人茫然不知所从的当今世界，试图以统一的跨学科方式勾画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的全部时空和行为轨迹，对诸如“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28]之类根本性问题予以解答。实践证明，在课堂上讲授融合“逻辑、信仰和价值”的“现代创世神话”对当代青年学生往往有难以遏止的魅力，他们对这种史诗般的宇宙进化历程表现得“如醉如痴”（swept up），且接受者往往声称这是一段“改变人生”的经历。尤其要指出的是，“大历史”是植根于现代科学之上的，所以其“创世神话”的根本特征就是没有一个“创世”的神，这一点令西方接受基督教熏陶的很多学生颇感意外，[29]而对于坚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而言却可能是形成科学世界观的绝好机遇。
不过，“大历史”显然是以超越人类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在“大历史”中间，人类的确显得异常渺小，人类的文明亦不过是“周围日趋无序的大洋中的有序孤岛”，人类在宇宙中的演进虽则“不会停息，[却也]无缘关爱且鲜难预测”（unceasing，uncaring，and unpre．dictable）。[30]在“大历史”学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虽然“崇高”，[31]却属枉然。对于这样的定位，哪怕是更为“科学”的定位，被边缘化的人类自身肯定会颇有微词。比如，作为“大历史”学家的斯皮尔对星际移民就曾表示悲观，而认定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地球上的居民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和谐的可持续的生存模式。[32]用一位当代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查尔斯。克劳塞默的话说就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取决于政治”。[33]如果以此来比照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大历史”超越人类或将人类“边缘化”的缺憾则更显突出。有中国学者指出：“大历史”虽是将人类历史置于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下，但却并未实现联结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初衷，前者非常容易，甚至不言自明，而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34]“大历史”确实蕴含着一种革命的气息，要改造传统的历史观念，但仅把“史前人类的进化与其后人类历史的进程”归结为一个“寻求控制能量储备和流动的过程”，[35]仅以诸如等“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概念去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便显得天真和乏力。中国学者大多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但本质上却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仍然是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36]中国的传统是不走极端，而在人与自然或生态之间达成和谐统一。[37]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所谓“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类和谐主义转变”的命题，[38]“大历史”学者或可从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和谐”观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第二，跨学科虽备受提倡，却绝非易举。克里斯蒂安本人也承认，不断归纳和阅读二手文献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收藏癖”，甚至不小心会出现“学术犯罪”。[39]他又引证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的话说“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渴望”，并因此勉力为之，将“各种事实与理论综合起来”，甚至甘心“冒着自我愚弄的风险”。[40]虽然克里斯蒂安据理力争，但他同时认识到这种做法会为专业史学家所不容。[41]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成为人们的口头时尚，但真正跨学科的研究却很少见，且学科林立、壁垒森严的现状常令锐意尝试者颠沛流离、命运多舛。对跨学科研究的苦衷表达的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德裔美籍学者尤金·罗森施多克一惠西（Eugen Rosenstock．Huessy，1888—1973），在其天命之年的《劫后余生：一个西方人的自传》中，作者不无凄凉地感叹到：“几十年来混迹在学院学术圈从事教学科研，我还是活下来了。那群令人敬畏的学者们人人都误以为我在研究他们最鄙视的学术。无神论者巴不得我滚到神学院，神学家将我赶人社会学系，社会学家将我驱逐到历史系，史学家当我是搞新闻的，搞新闻的以为我做的是形而上学，形而上的哲学家以为我弄的是法律，还用说吗，法学系的人一下便把我打人地狱；然而作为现世之人，我至今尚未敢离任。”[42]跨学科难，但又不能不跨学科；“大历史”学者似可从英国史学家弗里德里克．西波姆（1833—1912）我行我素的自白中得到些许安慰：“我从事此项研究……纯粹是为了心安而矣”。[43]
第三，“大历史”果真能够如愿赋予人生以意义吗？不能否认“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最新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但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不关注人类的价值和信念的，所以能够在“客观”上取胜。恰如“大历史”学家所言，人类的知识（包括“逻辑、信仰和价值”）确实需要整合，[44]但由什么人去做？谁有能力实现整合？以什么样的“生活理想”[45]进行整合？这些都是问题。从宏观视之，也许人类的知识只能是零碎的、不准确的和不断变化的；而从个体的层面看，人生在世，即使有幸获得幸福，往往也并不需关照到整个宇宙。人世间的生活原则其实可以很简单：亲情、友爱、互助、交流，对此，也许传统宗教的一些基本教训于人足矣。正如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1897—1962）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哪怕我们面临的“悲剧”是“被炸得粉身碎骨”，未来的小说家依然需遵循“古老的普遍真理”，去书写能够“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的“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46]“科学”或至少是能够“量化”的“科学”是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哪怕末世将临，人类还有共同期待的一面。假使“大历史”真的能够赋予人生以意义，“大历史”学家恐怕还要在这一核心问题的陈述和可被人接受方面煞费苦心。“大历史”的贡献或许更多是重新激发人类对历史的宏观思索和多重想象。
三、“大历史”的未来发展展望
人类最初的历史是瑰丽、诡谲的神话，是时人全部知识和想象的结晶，并曾指引过人类社会的前行；自两千多年前史学肇端乃至人类历史书写的大部分时期，历史曾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历史学家若仅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专业”史学为圭臬甚至因此头脑僵化、缺少世界和全球眼光、[47]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那将是令人悲哀和缺乏前景的。哪怕目前的“大历史”尚显粗糙且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是迄今为止人类在历史研究上的立足于现代科学的一大突破和创举，所以虽有来自各方各种势力的怀疑甚或抵制，“大历史”学者还是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历史[48]，并引发了史学家对“历史”本身更加深入的思考。[49]以下基于笔者的观察和思考，尝试对“大历史”的未来发展作一前瞻，以期更多学者的共鸣。
首先，“大历史”须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和领域。既是宏观思考，“大历史”学家的建构常具有史诗般的规模，追问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以探寻人类未来的发展之道。比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率先在美国开设类似“大历史”教学（因而被认为是“大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的约翰·A．米尔斯曾引用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概括人类世界目前的处境，小说中的佩西神父对主人公阿辽沙说：“这个世界的学者……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分析，却盲目得令人惊奇地完全忽略整体”，而在阿辽沙的教父佐西马长老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孤立的时期……因为现在每人都想尽量让自己远离别人，愿意在自己身上感到生命的充实……大家各自分散成个体，每人都隐进自己的洞穴里面，每人都远离别人，躲开别人，把自己的一切藏起来，结果是一面自己被人们推开，一面自己又去推开人们……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当他们把自由看作就是需要的增加和尽快满足时，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为那样他们就会产生出许多愚蠢无聊的愿望、习惯和荒唐的空想。他们只是为了互相妒嫉，为了纵欲和虚饰而活着。[50]
这种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使“大历史”很容易与读者达成共鸣，有助于史学家摆脱当今史学往往“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盲目得令人惊奇”地忽视整体考察和思虑而不能自觉的现状。[51]但若仅止于此，“大历史”便很容易失去“史学”的根基和传统优势、[52]失去其自身的“可研究性”，而不具备“可研究性”，“大历史”便没有前途。[53]为此，近来“大历史”学家积极致力于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推出了一系列以“大历史”视角和方法审视微观历史题材的“小大历史”研究成果。[54]
其次，“大历史”或可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得到借鉴。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大历史”在中国其实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学者深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一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占有一段时间，不仅限于人类，大至宇宙（现在认为它有120—150亿年），小至基本粒子（10-6-10-23秒），都占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也就是说都有其历史。……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究天人之际”则可谓融合当今所谓“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早期范例，[55]所以中国学者似乎很容易觉察到“大历史”涵盖的价值；[56]只不过“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也许更应当说——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这里包括了大至社会形态、国家、民族，小至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的无穷无尽的、各色各样的、此起彼落的事件、事物、事态、事情的形成、发展、转换、变化、结束的过程，”[57]所以在当今中国学界，类似“大历史”囊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史学构建并不多见。[58]在中国，反倒是一些“非史学家”的学者认识到了史学研究整体上的困境，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重新植入“人与环境”这一久已被忽视的重要线索，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和“三元互动论”并基于此得出“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时期”的重要结论，[59]可谓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在现代科学中的体现[60]，亦可谓中国人的“大历史之道”在当代的独立凸现。[61]
第三，“大历史”在教学上的成功可能是确保其稳步发展的根基，在中国也是一样。如上所述，“大历史”在国外最强势的发展是在教学领域，这部分得益于“大历史”学家的积极推动，部分得益于慧眼的实业家，如比尔．盖茨的支持。目前，西方的“大历史”虽然还面临许多问题，[62]但也不乏有志之士甘于奉献。[63]中国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大历史”在教学目的、内容框架、方法、资料等方面可能给传统的世界史教学带来的“启示与挑战”，并呼吁“积极反思并寻求变革之道”，称“世界通史以人类社会为主体，全然不顾人类产生以前的历史，也全然不顾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互动关系。这种缺陷显然需要‘大历史’这样的课程加以弥补”；而“就内容与框架而言，‘大历史，较好地适应了它要达成的目标，确实有值得世界通史借鉴之处”；“‘大历史’教材所呈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对于世界史教材的编纂无疑极有启发意义”；“大历史”对史料来源的拓展及成功实践“似乎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而“大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历史的人文关怀“远超世界通史”。[64]由此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大历史”教学可能会在中国找到一块丰饶的土壤。
当前，“大历史”学者正利用多个学术平台向专业同仁介绍自己的理念并努力赢得认可，如1988年的世界史协会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2011年7月7日至10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承办的第十九届世界史协会年会、2012年1月5日至9日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第126届年会、2012年4月27日至29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亚洲世界史学家协会第二次大会等。“大历史”学家以其自身的努力向世人表明，“大历史”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作者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全球史中心副教授；邮编：100089
注释：
[1] John R. McNeill, “Global History :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21″ Century,” Occasional Paper,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June 20,2005, pp.1-15, see http://www, ideals, illinois, edu/bitstream/handle/2142/1053/Occassional_Paper_McNeill, pdf？ sequence=2.
[2] William H. McNeill,” Foreword”, in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XV．该书已有中文版，见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引文见第1页。
[3] 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 （Dec.,2010） ,pp.6-27.
[4]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第92—96页；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38—50页；朱卫斌：《“大历史”与中国高校世界史教学评论》，《历中教学》（高校版）2012年第1期，第67—70页：孙岳等：《大历中：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中》，《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11版。另可参阅Zhu Weibin,” Big History: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eaching History in China”; Zhao Mei,”The Universe Within” ; Sun Yue,” The Tao of ‘ Big History’ : Chinese Traditions,” all in Barry Rodrigue, Leonid Grinin,Andrey Korotayev, eds., From Big Bang to Global Civilization : A Big History Anthology,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in press。
[5] William M. Sloane,” History and Democra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 No.1 （Oct.,1895 ）, p.21.
[6]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Big History,” Social Evolution & H/story,Vol.4,No.1 ( Mar.,2005) ,pp.8-9.
[7] David Christian, “The Case for ‘ Big History’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 No.2 （1991 ） , pp.223-238 ; Fred Spier, 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6; CynthiaStokes Brown,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New York: New Press,2007 ; Fred Spier,Big History and theFuture of Humanity, Malden, MA : Wiley-Blackwel1,2010.ckwel1,2010.
[8]Hughes-Warrington,”Big History,”p.8.事实上在中国也是一样，只不过中国学者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所以有学者主张干脆把“世界史”名副其实地改称为“外国史”，参阅彭小瑜、高岱编：《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 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995） ,p.1041.
[10] Hughes-Warrington, “Big History, “p.8.
[11]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 pp.16 – 19.
[12]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19..威廉．麦克尼尔也有类似的普世史追求，主张史学家开阔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纳入到更为宽广的宇宙、生物和社会背景之中，以实现历史的科学化。此处的科学化并非以往的“科学主义”，而意旨史学全面利用人类既有的各类科学成果实现的综合化、条理化。参阅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37, No.1 （1998 ）, pp.12 – 13,quoted in Christian, Maps of Time, p.4 ; William H. McNeill.,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XLVII, No.11 （June 29,1999 ）, pp.9-11。
[13] Christian,Maps of Time,p.8.克里斯蒂安的这一立场并不孤立，类似的忧虑和文献很多，如Seth D. Baum,”Is Humanity Doomed.’？ Insights from Astrobiology, “Sustainability, Vol.2,No.2（Feb.,2010 ）,pp.591-603 ; Johan Rockstrǒm, etal.,”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No.461 （2009） ,pp.472-475。
[14]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 Craig Benjamin,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m Creation Myth”,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6, No.3 （Oct.,2009 ）,19 pars. http://worldhistoryconnectod, press, illinois, edu/6.3/benjaniin2. html.
[15]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1—4页；Beniamin.”The Converz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m Creation Myth,” pars.1-18..克里斯蒂安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对“大历史”的“现代创世神话”内涵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参阅孙岳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11版。
[16]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13-15.
[17] Spier,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Humanity,p, 114;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 pp.15-16.
[18]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pp.6-27,quote on p.7,n.2.
[19]参阅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弗雷德·斯皮尔在《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的断代也与此相类，不过更多的是自然科学机理层面的探讨。
[20]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27页。
[21]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03—527页。
[22]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7.
[23] Akop P. Nazaretyan,” Big （Universal ） History Paradigm : Versions and Approaches,”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Vol.4No.1 （Mar.，2005） .p.63.
[24]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163—165页：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pp.9-16; Fred Spier, “Complexity in Big History, ” Cliodynamics, Vol.2, No.1 （2011 ）, pp.146-166 ; Eric J. Chaisson, “A Singular Universe of Many Singularities: Cultural Evolution in a Cosmic Context,” in The Singularity Hypothesis: A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Assessment, eds. Eden, Soraker, Moor, and Steinhart, The Frontiers Collection （Berlin: Springer,2012 ）, in press ; 斯皮尔：《大历史视角中的环境问题》，孙岳译，《全球史评论》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95页。
[25]如Eric J. Chaisson,Cosmic Evolution: The Rise of Complexity in Nature,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Eric J. Chaisson, Epic of Evolution: Seven Ages of the Cosm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26]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2—4页；David Christian, ” A Single Historical Continuum,” Cliodynamics,Vo1．2，No．1（2011），P．24.For similar arguments，see David Christian，“History and Science after the Chronometric Revolution，”in Cosmos and Culture：Cultural Evolution in a Cosmic Context．eds．Steven J．Dick and Mark L Lupisella．Washington，D.C.：NASA，2009，PP．441—462。
[27]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7-8.
[28]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2页。
[29] Benjamin,”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m Creation Myth,” par.7.
[30] Eric J. Chaisson,”A Singular Universe of Many Singularities” ,in press.
[31]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03—527页。
[32]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pp.202-203.
[33] Charles Krauthammer, “Our Cosmic Future Depends on Politics,” The Columbia Daily Tribune, Monday, January 2,2012,p. A4.
[34]这一观点来自北京大学的环境科学家叶文虎教授，是2012年3月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提到的。
[35] Vaclav Smil,Energy in World History,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4,p.1.
[36]比如可参阅陶宏义：《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19卷第1期，第59—61页；张纯成：《为自然抑或为人？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2期，第1—4，51页；何跃、苗英振、弓婧绚：《走进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比较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6—121页。
[37]参阅苗润田：《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42—46页。
[38] Stephen Bede Scharper,”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Anthropoharmonism,” in Encyclopedia of Human Animal Relationships:A Global Exploration of our Connections with Animals, ed. Mare Bekoff, Santa Barbara, CA : Greenwood,2007, pp.361-363.
[39]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p. xix.
[40]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6—7页。
[41] Christian, “The Case for’Big History’, “pp.223-238;;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9—14页。
[42] Eugen Rosenstock-Huessy, Out of Revolution: 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1938,p.758.
[43] Frederic Seebohm,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n Essay on the Christian Hypothesis, London : Longman,1916, p. vii.
[44] Benjamin, “The Convergence of Logic, Faith and Values in the Modern Creation Myth,” pars.1-18.
[45]刘新成教授最近提出全球史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诸如“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核心命题才能实现可能的“和谐世界”，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7页。
[46] William Faulkner,”Speech of Acceptance upon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delivered in Stockholm on the tenth ofDecember,nineteen hundred fifty,” in The Faulkner Reader,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p.3 -4;See also David C. Cody,”Faulkner,Wells,and the ‘End of Man’ ,”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Vol.18,No.4 （Autumn,1993） ,pp.460,465-474.
[47]目前中国的发展亟需这种这种胸怀和眼光，参阅《人民日报》评论部：《谋篇布局需要“全球定位”》，《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曰第14版。
[48] E.G. David Christian,”A Single Historical Continuum,” Vol.2,No.1 （2011） ,pp.6 -26; Fred Spier, “Complexity in BigHistory, ” Cliodynamics, Vol.2, No.1 （2011 ）, pp.146-166.
[49] David C. Krakauer,John Gaddis, and Kenneth Pomeranz,” Editors’ Column: An Inquiry into History,Big History and Metahistory,” Cliodynamics, Vol.2,No.1（2011 ）, pp.1-5 ; Kenneth Pomeranz, “Labeling and Analyzing Historical Phenomena: Some Preliminary Challenges,” Cliodynaraics,Vol.2,No.1（2011）, pp.121-145, etc.
[50] Fyodor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1, pp.171,303,313 – 314, quoted in JohnA. Mears,” Implicat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Epic for the Study of Human History,”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11, No.2 （Apr.,2010） ,pp.12-13.3.译文可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共两册），耿济之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454、469页．
[51]比如有史学家沉迷于诸如“洪秀全有没有胡子”之类的课题穷追不舍，从学术而言不可谓不专业（甚至不可谓不刺激），但长此以往，史学注定是要失却其自身的价值和趣味的。参阅萧延中：《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31—134页。
[52]在伊格尔斯教授看来，“大历史”的不足在其对人类史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文化及知识等人类生活重要方面的忽视；“大历史”对史前宇宙、天体演化史的叙述了无新意，且对此与人类史之间的关系交代不清；另外，“大历史”有关未来的叙述纯属猜测，见Private correspondence with Prof. Georg Iggers, September 20,2011。
[53] Private correspondence with Prof. Jerry Bentley,August 8,2011.
[54] Fred Spier,” Big History Research : A First Outline,” Evolution : A Big History Perspective, No.2 （2011 ）, pp.26-36 ; CraigBenjamin, “The Little Big History of Jericho” ; lama Ravandi-Fadai, ” Iran, Macro-Perspectives, & the Cosmos” ; EstherQuaedackers, “A Little Big History of Tiananmen” ; Zhao Mei,” The Universe Within” ; James Tierney, “Two Themes Inherent in Big History” ; Nanao Sakaki,” Manifesto” ; Andrew Lunt, “Big History : The Graphic Short Story” ; Peter Herrmann,”Do We Really Need Human Rights？”; Sada Mire, “Somalia: Studying the Past to create a Future”; Isa Hadjimuradov,”lles Tataev: Nature, the Cosmos, & Art” ; Gary Lawless,” Big History & Bioregions,” all in From Big Bang to Global Civilization : A Big History Anthology, eds. Barry Rodrigue, Leonid Grinin, Andrey Korotayev,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in press. 其中一篇已发表过，即Esther Quaedackers,” A Little Big History of Tiananmen,” Evolution: ABig History Perspective, No.2 （2011 ）, pp.269-280,另一篇为Jonathan Markley,2009 “A Child Said, ‘ What ls theGrass？’ : Reflections on the Big History of the Poaceae,”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6, No.3 （2009）. URL: http ://worldhistoryconnected, press, illinois, edu/6.3/markley. html..“小大历史”可谓大历史导论和理论著作之外最富研究性的成果，但有关“小大历史”的研究方法还存在多方争议。
[55]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45页。同时可参阅黄留珠：《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第72—75页；黄留珠：《广义史学说》，载《传统历史文化散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8页。
[56]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第92—96页；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第38—50页。
[57]宁可：《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第146页。
[58]如齐涛主编：《世界史纲》，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
[59]可参阅叶文虎、毛峰：《三阶段论：人类社会演化规律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年2期，第1—6页；王奇、叶文虎：《人类社会发展中两种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2期，第10—13页；叶文虎：《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4期，第106—109页等文。
[60]一个非常突出的实例是中国“惠泽千秋的水工遗产”——都江堰，参阅Shuyou Cao, Xingnian Liu, and Huang Er,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Corresponding to Concepts of Modem Hydraulic Science,”Journal of Hydro-environment Research,Vol.4,No.1（Apr.,2010）,pp.3-13；黄晓枫、龚小雪、魏敏：《都江堰——惠泽千秋的水工遗产》，《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第42—49页。
[61]很显然，中国人的“大历史”观是在“大历史”之外展开的，至少黄留珠先生、叶文虎先生在笔者向其提及西方人在搞的“大历史”之前似乎从未接触过。这种不谋而合的发展本身更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真地在呼唤一种更为超越的史学。参阅Sun Yue,”The Tao of’ Big History’ in China:Chinese Traditions”值得指出的是，伊格尔斯教授虽然对“大历史”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同时承认它在唤起人们领悟自然对人类史影响的这一方面还是有贡献的。Privatecorrespondence with Prof. Georg Iggers, September 20，2011．这一点与中国学者的认识不谋而合。
[62]比如，美国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就曾指出“大历史”尚不受欢迎的五点原因：1）学家惧怕在行家面前出丑；2）目前“大历史”还不为多数教师和学生真正了解；3）迄今“大历史”还无法纳入现有大学院系的课程体系；4）缺少适当的“大历史”教材；5）讲授“大历史”尚不为既有评价体系所认同。见Cynthia Stokes Brown,” Why Aren’t More People Teaching Big History？, “HistoricallySpeaking,Vol.11,No.2（Apr.,2010）,pp.8-10.米尔斯同样指出“大历史”目前的多重困境，如有学者怀疑大历史的学术价值，认为包括“大历史”在内的世界史是西方学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认识到“大历史”或“宇宙演化史”对传统的宗教信仰提出了直接挑战等，见Mears, “Implicat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Epicfor the Study of Human History, ” pp.10-13。
[63]在辛西娅看来，这主要是出于史学家的全球责任和人文关怀：1）包括气候危机在内的全球环境问题日渐突出，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大学催生出西方文明史、全球化浪潮诱发世界史的冲动一样，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使得史学家开始从超越地球的宇宙视角审视历史；2）现行课程体系的细碎化（fragmentation），故而亟需整合，而大历史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3）现代科技使得过去人无缘得知的整个宇宙故事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4）青年学生有必要知晓整个人类的进化故事，见Brown，“Why Aren’t More People Teaching Big History？,”pp．8-10。
[64]参阅朱卫斌：《“大历史”与中国高校世界史教学评论》，第67—70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