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个问题是相伴而生的。简单说，历史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经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过往经历天然有一种探究的欲望。“历史学之产生，是因为人类想认识自己，因为人类始终在关注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人类历史能够存在的共同的基础。而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这种知识的探求就是历史学。所以，一般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过历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历史学也就不断发展起来了。
外国史学史（本文所提及的外国史学史概念大体上属于西方史学史）是研究域外史学发展规律与特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历史学演进的角度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思想、历史哲学等内容，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就是有关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
史学学术史
这里所谓的史学学术史，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另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之史，即史学史研究史。一是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一是史学史的研究史。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至20世纪初期才陆续出版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史专著。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富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的《新历史编撰史》（1911）、《近代历史编撰史》（1914），古奇（G．P．Gooch，1873～1968）的《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1913），勺特威尔（J．T．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1922），巴恩斯（H．E．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汤普森（J．W．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3），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要另外一种史学史——史学思想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力寻求19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Ⅸ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
史学史编撰的第三条道路当属凯利（DonaldR．Kelley，1931—）的《多面的历史》。该书正是上述两种观点相混合的产物。这既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也避免了形而上所带来的玄奥。其中的益处可参见作者凯利教授为本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和前辈何兆武教授为本书所做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新近由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诚如作者所言：“一部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与旧、保守与革新、传统与现代，也在不断地交错杂陈，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新陈代谢，万古长青”（该书第1卷“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作为知识形态的史学史
史学史既是史家与文本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在重要性方面可比肩与文明史、文化史、思想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域外历史与文化的必要基础条件。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辨证因果，探求原委，以探寻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对学生的基本素养与历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学习外国史学史，应在史学的流变中做出动态的考察，换言之，即对史家思想、某一作品、某个流派所做出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纵横比较，上下连贯，惟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史学史的编写，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历史写作的异同。纵观中外史学，一方面，时间、变化、真实、效用是与历史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学史中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史家的历史观会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和特征，这是史学史中相异之处。要使“外国史学史”编写从整体上表现出一致性和丰富性，就需要在每个章节的编写中合理地把握不同章节的异同，即找出共同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同表达。例如：每一位历史学家如何看待时间？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通过历史写作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怎样确认事实？怎样期待其作品实现其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获得不同的解答，也可以将整部教材融会到共同的主旨之下。
既然史学史是一部学术史，我们就要考虑其内涵，即史学史研究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家及其文本的故事，既然历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活动，那么人的活动则包罗万象，不但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也有科学史家、宗教史家、考古史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笔下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述究竟应不应该包括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内？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笔者所观，也许外国的概念太大了，这样的学术谱系太庞杂了，从苏美尔到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从欧洲到西方，从西方到世界，让人难以从宏观上进行梳理这个史学史的框架，难以确定所包含的内容，难以确定有哪些特征，等等。简单来说是内部差异性与语言太多造成这一现象，因此，很难编出一本像“中国学术史”这样的书。因语言而造成的这种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比如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就是地中海文明，也就是说赫梯文明、犹太文明、埃及文明等所谓的东方文明在古典时代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史是大体上一体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差异性，其分水岭应在公元前5世纪，自此以后人们逐渐就把那些东方文明排斥到西方文明之外了。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通常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包括史家、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思想等，无疑史学思想处于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是“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柯林武德曾说，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须首先掌握这一个问题本身的历史。卡尔?贝克也曾说，历史最有趣的一面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规律的研究，而是史学史的研究。可见，史学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专门史学史更是每一个历史专题研究的指导门径。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史学史
当今历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探讨，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因而需要一种更富批判性和更具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往昔的历史思想，以期真正达到“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之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学史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了，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全部知识分子了。此外，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在本质上寻求的是共性，因而也就忽略了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在史学上就是民族性，也就是说全球化迫使历史学家注重普遍史的研究。就史学史而言，已经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著作，一本是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王晴佳、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的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gman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译本《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另一本是沃尔夫（Daniel Woolf）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笔者正在翻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从时间上看，历史编撰的产生早于民族国家，但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历史编撰与国家认同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史学为国家服务，国家资助史学，两者互为依存，携手共进。如果全球化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那么史学是有权利规避这一运动的；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出现了否认民族国家存在的倾向，因此也出现了否认民族史学存在的倾向。当然这只是个别极端现象而已，但这种个别现象也折射出全球化的一个侧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话语全球化的过程，自然也是史学思想的全球化过程，因而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共性与个性，重新叙述地方史（民族史），重新叙述世界史（普遍史）。事实情况却是，不管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东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大多都是以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上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徒增历史思想的贫穷化。因而，解决这两者之间张力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比较研究。
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类型，只从时间的可比性和内容的可比性来考察为什么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富有很大的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分高下，但是最近为什么人们独对中西比较情有独钟呢？剑桥大学古代哲学和科学教授劳埃德（G．E．R．Lloyd，1933—）对中西古代文明有着独到见识，近年来一直从事古代希腊（主要是希腊化时代）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成果斐然。西方世界近年来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就更多了。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也于2003年开始出版《东西史学》（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在中国，可以说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汪荣祖就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GeorgIggers，1926—）、王晴佳，德国的吕森（JornROsen，1938—）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不厌其烦地在这里列举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也许是中西思想的共性大于西方思想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的共性造成了这一局面，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文明的史学观念与中西史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苏美尔王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末期，揭示了传说中的历史，这种传说一直回溯到25万年前“王从苍天而降”的历史。埃及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中期，始于著名的帕勒摩石碑，这其中则包含了公元前40世纪中期的王表。在这古老文明面前完全是一群孩子的希腊人，不仅汲取了他们的字母文字，而且借鉴了天文、几何、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但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增加了批评意识。基于这点原因，有人则极端地把这种王表式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印度历史非常悠久，但他们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他们的年代记载是混乱的，有时上下相差几千年之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观念造成的，他们整天沉思冥想，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彼岸世界，现实在他们那里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这几种古老文明所缺少的批评意识、现实关怀则是中西史学思想的相通之处。此外，中西史学对知识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当面临各种挑战时也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比如20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不断地、灵活地适应西方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而欧洲史学在本质上也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希腊史学在其幼年时期就深受东方史学的影响，在中世纪也受到伊斯兰史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自身的适应性。毫无疑问，研究中西史学接受外来影响的途径及其对自身史学所带来的进步性影响是有助于史学发展的。当然中西史学之问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如宗教在史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的程度不同等都是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思想时要注意的。
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更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可见，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作比较”（伊格尔斯、王晴佳：《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刊《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2001年，第21～35页）。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不少学者以为史学史研究为空中楼阁，对实际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与效用，它属于“第二序”，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的实证研究。是的，在19世纪，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学派，强调原始资料，注重考证等，从而被尊为“科学的历史学”而风行世界（到中国则成为傅斯年先生所谓的“史学即史料学”），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史学史发展到今天，已不属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而是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史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现实，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陈恒，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235。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