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曾经是家喻户晓的蒙学读本，而今却基本退于社会大众视野之外，个中原委，似乎值得思考。兹就理解所及，就教于方家，不敢以学术研究自诩云耳。
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今河南项城）人，世居姑孰（今商丘市谷熟集），生年不详，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是梁朝武帝时代的文学名臣。《梁书》卷四十九《周兴嗣传》说：梁武帝将出生时居住过的秣陵县（今河南项城市秣陵镇）同夏里三桥旧宅改建成寺庙，名为光宅寺，使周兴嗣和另一文学名臣陆倕各自撰写碑文，而梁武帝以兴嗣所作为佳。此后，周兴嗣便成为梁武帝时代重要的文章写手，但凡国家有重大文事，梁武帝皆命周兴嗣撰具呈奏，诸如《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之类，一皆出自周兴嗣手笔。其中，《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就是这篇称为《千字文》的作品。
不过，当时撰写《千字文》的，非仅周兴嗣。《梁书》卷三十五《萧子范传》说，萧子范任大司马南平王（梁武帝异母弟，名萧伟，字文达）户曹属从事中郞时，曾撰《千字文》，因“其辞甚美”，南平王便命其记室蔡薳作注。又据《南史》卷五十七《沈众传》说，梁武帝制作了一篇《千文诗》，沈众为之注。但所谓梁武帝作《千文诗》，其实就是周兴嗣所撰《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周兴嗣传》明说：“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可知这些文章虽名属梁武帝，但真正的写手却是周兴嗣。虽然梁武帝“龙兴”之前，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时，曾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学之士并游西邸，且号称“竟陵八友”，其诗文笔札想必也侍弄得不错。但“龙兴”之后，天下才士既为所用，当然就用不着亲操翰墨，躬行著作之劳了。而周兴嗣这篇《千字文》，既承梁武帝之命而作，当然也可以署属梁武帝。如此，则《沈众传》说“梁武帝制《千文诗》”，也没有错。只是沈众文运不佳，实指望借帝王之势而名垂千古，却不幸折戟沉沙，未能如愿。无论如何，说梁武帝之时至少有两个不同作者及两种不同文本的《千字文》，也是不错的，其文至五代修《唐书》时亦存于世，故《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顾炎武《日知录》谓“《千字文》元有二本”，大抵根据在此。
然而，何以肯定今所见《千字文》，就是周兴嗣那篇《次韵王羲之书千字》，而不是萧子范那篇同名之作？唐代李绰《尚书故实》的有关记载，不仅回答了这个疑问，且其所以传世之因由，也可借此得到合理解释。李氏说：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髪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吴兴永福寺，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冢。
梁武帝为教儿子们学习书法，令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拓了一千个不相重复的字例，供其临摹之用。由于所用字例是东寻西找地个别挑选的，因而拓印之时，“每字片纸，杂碎无序”。于是梁武帝召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熬了一个通宵，将这些杂乱无章的千纸碎片，编排联缀成首尾完整、音韵铿锵的一篇好文章。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竟然一夜之间“鬓髪皆白”。这就是《千字文》的编撰缘起及其写作经过。
然而，在头脑早已西化的当代人看来，周兴嗣既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创“范儿”的著名文学家，《千字文》可以借其大名传之久远；且在当下文学观念的裁判之下，这篇《千字文》既无情节亦无形象，算不得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游戏之作。倘若是因了梁武帝的关系而流传千古，可是沈众的那篇《千字文注解》或《注解千字文》却照样没有流传下来。既非“文靠人传”，亦非“人靠文传”，《千字文》之所以传，必是另有原因。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文章书籍的传播，端赖于口诵与传抄。因此，中古以前的文章，大抵音韵天成，读来朗朗上口。诗歌与骈文因其句式整齐与韵脚绵密而便于流播，自不必说。即使是散行单句所谓“无韵之笔”，亦往往散文夹杂韵语，以期言语畅达唇吻调利而有利于口头传诵。否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免不了湮没乃至消亡的厄运。而文章书籍的手工抄写，不仅导致了汉字形体的历史演变与汉字书法的艺术发展，其最为直接的功绩，则是给那些粗制滥造的应时文字与不厌其烦的陈词滥调筑起了一道拦截大坝。人工抄写的辛劳，决定着它事先必经严格的比较与精心的选择；因而传抄流布的历史运作，在作者与受众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保证优胜劣汰的灵动机制。因此，宋元以后，之所以文章别集多如牛毛，末流文字汗牛充栋，而明清以降，更是登峰造极，初通文墨之士即有文集祸枣灾梨，则印刷术的便捷实在难辞其咎。据王国维考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就在晚唐五代之际。笔者以为，这是否韩愈柳宗元们变革文风的结果？不然的话，雕版印刷何以不早不迟，偏偏就在离他不远的时代而现身？记诵之难，传抄不便，自然要别想他法。而印刷流布过易，势必率尔操觚者多。此乃古今恒定不变的规律！
周兴嗣及其《千字文》所以千古流芳，正在他与它有意无意之间顺应了口诵与传抄这个灵动的汰选机制。
据李绰所叙，这篇《千字文》是梁武帝教其诸子学习书法，命殷铁石从王右军的书法作品中选拓而由周兴嗣次韵编缀而成。因此，《千字文》的产生与书法临摹密切相关，在尚未结胎成形之前就已经先天地与手工传抄的流布方式相适应相契合，这就注定了它有着传播与流布的巨大潜能。萧子范的《千字文》虽然“其辞甚美”，又得蔡薳详加注释，反不得其传，个中奥秘，明眼人一看便知。而无独有偶，王右军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也酷爱书法，又将这篇《千字文》抄写了八百本，分散给人间各大寺庙收藏。智永禅师与他的兄弟智匠禅师都是陈隋之际的文化名僧，而智永禅师更是当时著名书法家，他本人学书十分勤奋，仅毛笔就写秃了几十石，又得着他祖上王羲之的荫庇，因而他居住吴兴永福寺时，求墨宝者接踵而来，以致门槛都被踏破，只好用铁皮包裹门槛，所以有“铁门限”之称。以智永禅师书法世家的门第与声望，不遗余力地向各大寺庙抄写推介周兴嗣的《千字文》，而南北朝以至隋唐之际，正是中土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无不濡染寝馈其间，无疑为《千字文》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接受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据清末杨守敬光绪七年（1881年）作于东京使馆的《永师二体千字文真迹跋尾》所言，早在唐初，永师抄写的《千字文》真迹就已经流传到了日本。由此可见，不仅萧子范的《千字文》没有这种幸运，沈众的《注解千字文》虽然亦与王羲之的书法攀着关系，也仍然没有这种幸运。
如果说，王羲之精妙绝伦的书法，与智永禅师的无偿派送，致使周兴嗣的《千字文》能够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幸免于沉沦与消亡，从而顺利地突破了书籍文章流传的历史瓶颈；那么，《千字文》本身令人拍案叫绝的技术难度最大限度地满足着娱宾文学的鉴赏期待，其渊懿典雅的文本内容也无可挑剔地适宜于童蒙教育的课业要求；因此，由上流文士的娱宾文学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蒙学读本，其得天独厚的文本优势，正是《千字文》僮习户诵流传千古的真正原因。
《千字文》四字一句，二句一韵。全文二百五十句，仅换八个韵。《千字文》大量运用平声韵，而且阳唐韵居多，这是开口度较大的洪声韵脚，读起来嘹亮而绵长，因而音调婉转而悠扬。接下来平仄互转，其间三个节段用仄声韵，两段去声，一节入声。去声韵发音促而响，入声韵发音塞而急，将去声韵与入声韵分别与平声韵杂厕为用，势必造成嘹亮与清越互变，悠扬与铿锵间作的音律之美。而去声敬诤劲径与平声庚耕清青之字，实为同韵而有平去之别；且平声萧宵与去声啸笑，亦为平去之别的同韵之字。两者夹杂于平声之间前后呼应，形成回旋往复的交响效果。而全篇用韵，尤为精致：以平声阳唐韵开头，则窾坎镗鞳，有如洪钟巨响，金声之也。以去声啸笑韵收尾，则咽恶叱咤，是为戛击鸣球，玉振之也。金声玉振，始终条理，周兴嗣可谓匠心独运！
周兴嗣处身于魏晋以来娱宾文学由崛起以向全盛挺进的历史转折时期，可谓得其风气，预其时流，堪称时代的弄潮儿。以其娴熟的声律技巧，以及通晓天文地理，博识前言往行的腹笥储备，将互不关联而散乱无序的既定文字，编织成一篇文采绚丽内容渊雅的锦绣篇章。戴着镣铐的舞蹈，竟然如此出神入化，实在古今独步！
周兴嗣的《千字文》为蒙学教本，在中国人的道德教化方面，断不能与六经相提并论，甚至与《孝经》亦不能相抗。宋太宗曾亲赐草书《千字文》于秘阁大臣，但认为“有资于教化”则“莫《孝经》若也”。因此，要刻入石碑，则太宗皇帝准以《孝经》而不允以《千文》，即是其例（见《宋史·李至传》）。然而，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为后世作家创立写作范式，并为未来社会提供富有表现力的日常语汇。而《千字文》一经问世，便引来众多好事者模拟与仿作，并以各体文字竞相传抄。其见载于隋唐以来的国史家乘及公私书目者，不胜枚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字文》作为童蒙识文习字与修身成人的必修日课，其中成语故实逐渐转化为人们日常习用的口头语汇。《旧唐书》载：阎立本为初唐著名画师，曾官至右丞相，并与左丞相姜恪对掌枢密。而姜恪历任将军，立功塞外。阎立本唯善绘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成语为二人作评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至宋元以后，因《千字文》人人诵习，烂熟于心，类书或书目的编写采《千字文》作为标目，甚至明清以来官署号舍以《千字文》字句为序编号题名，其例又不胜其夥。武汉大学珞珈山樱顶学生公寓十六间老斋舍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顺序题名，是其遗法也。
为后世作家创立写作范式，给社会大众提供语言词汇，周兴嗣《千字文》在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与贡献如此巨大，也算得上是永垂不朽了！但现行各种《中国文学史》讲六朝文学，从来不提周兴嗣及其《千字文》，也从来不涉及娱宾文学这一中国文学史中既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学现象。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到劳思光对胡适与冯友兰两本《中国哲学史》的评价：“胡氏《中国哲学史》没有哲学；冯氏《中国哲学史》虽然有哲学，但不是中国哲学。”西学东渐之初，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也无可厚非。但是，“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时至今日，则何谓“文学”，何谓“中国文学”，是否也有思考的必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