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已挨过十年永州（今湖南省零县一带）之贬的柳宗元，再次带着愤懑和失望，拖着衰病之躯，到比荒僻的永州更为僻远也更蛮荒的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去赴任。十年前的改革岁月，还像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病故。太子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在东宫长达20年，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一旦即位，就任用他最信任的两位东宫老师王伾，王叔文，开始被后来史学家称为“永贞改革”的政治革新。王叔文、王伾也不负重任，团结一批立志革新的新锐，形成一个革新集团，迅速推行改革。其中最主要的骨干就有刘禹锡和柳宗元，史称“二王刘柳集团”。刘禹锡在上篇《玄都二唱》中已作介绍。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县）人，出生于京都长安，世称“柳河东”。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夙有大志。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与刘禹锡同榜。十四年（798）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初次入仕就很顺利，求进之心更加勃发。三年多后调任京畿附近的蓝田县任县尉，类似今日的到基层挂职锻炼，以备重用。贞元十九年（803）调回中央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被王叔文看中，擢为吏部员外郎，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骨干，从此走上一条政治不归路，时年三十三岁。凡是革新必遭保守势力的拼死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为了对付改革派，朝中权要、外地藩镇与手握中央禁军的宦官结成神圣同盟，开始反扑：八月四日，大宦官俱文珍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 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改元元和（806）。这场政治革新七个月后即告失败。接着，便是对改革派的残酷镇压：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王叔文第二年亦被赐死。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其它的改革派骨干人物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就这样还嫌不解恨，等这些人已启程赴任，途中又加重处罚：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虽和刘禹锡为同榜进士，有同是改革派中坚。既是政治上同道，又是文学上好友，但两人的性格和生活取向却有所不同。刘禹锡性格坚韧倔强，乐观豪放，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贬谪之中写的《浪淘沙九首·之八》：“莫道谗言似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就是很好的证明。《玄都二唱》中提到的“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是很好的证明。即是到老，他仍坚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柳宗元则不同，他虽然与刘禹锡一样能忠诚坚贞，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表现出一个革新党人的高洁操守。但是他脆弱而敏感，在政治迫害下容易沮丧，对自己壮志未遂和有志难伸显得愤懑不平。例如他在放逐到永州时所写的《钴鉧潭西小丘记》，对有着“嘉木”、“美竹” 、“奇石”的小丘被遗弃在荒州惋惜而不平：“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按：指京城一带），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地价仅四百文，居然长时间卖不掉“连岁不能售”。这显然是自喻和自伤！另外，写小丘的“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之状，显然也是表露自己不平的心声。
正因为求仕进之心不死，施展抱负和才华知心甚切。所以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他被召回京城时，他误判是执政者回心转意了，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兴奋和期待溢于言表。在途经汨罗时他写了首《汨罗遇风》，表示自己不会去学屈原，因为自己遇到的是位明君，此番征召、前途有望：“南来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而同时被征召回京的刘禹锡却更为执着和倔强一些。前面曾提到他在京城写的那首《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以此来抨击时政和谴责群小，也含蕴了革新失败、同道被逐被害的愤慨和不平。事实证明尽管柳宗元把唐宪宗视为明君，这位明君却不把革新党人视为贤臣。靠镇压永贞革新人士上台的宪宗和他身边的宦官、权臣，对二王刘柳的夙恨并未消解，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迫害。刘禹锡的《玄都观看花君子》只不过给政敌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经过十年之贬的革新党人被贬到更僻远、更荒凉的边州：刘禹锡贬为播州（今遵义地区）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其他几位昔日改革骨干八司马之一的韩泰、韩晔、陈谏也分别贬为漳州（今福建龙溪县）刺史、汀州刺史（今福建长汀县）和封州刺史（今广东封开县）。希望大，失望自然更大，此时的柳宗元精神和我身体几乎全垮了。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表现出一个革新党人的忘我情谊，提出愿意与刘禹锡对换，自己到播州去任职，让刘禹锡去相对要近一点的柳州，因为刘禹锡有个八十岁的老母。此后由于同情刘禹锡的朝臣裴度以行孝的名义上奏，让朝廷收回成命，改派刘禹锡去连州（今广东连县）但柳宗元如此注重情义、舍身忘我之举，不但让朝廷震动、党人感奋，就连反对永贞革新的韩愈也极为感佩，他后来在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并发表大段感慨：“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元和十年三月，四十二岁已满头白发的柳宗元带着衰惫的身体、沮丧的情怀踏上赴柳州任的征途。唯一的慰藉就是和好友、同道刘禹锡可以相伴上路。因为都是向南，有很长一段路相同。到了衡阳，两人一是向南，一是向西南，终于分别了，国愁家恨、悲己伤友，人生百味一起涌上心头，柳宗元连续写了三首诗赠与刘禹锡：《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重别梦得》和《三赠刘员外》，这就是有名的“衡阳三赠”。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中，除了像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用《沧浪歌》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作操守上的表白和互勉外，更多的是意外沮丧：“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人生的虚幻感：“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同上）。甚至还劝诫刘禹锡今后少写《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这类招惹物议、带来麻烦的诗：“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重别梦得》和《三赠刘员外》中，不仅有种老之将至美人迟暮之感，而且有种看破世事的人生虚幻感：“二十年来万事同， 今朝岐路忽西东”（《重别梦得》）；“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甚至打算如蒙恩准，与刘禹锡相约，归隐田园了：“皇恩若许归田去， 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昔日的战斗锋芒已消失殆尽，也找不到刘禹锡身上的豪放和乐观精神。况且，其中还有种隐约的不祥预感：“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这大概就是柳宗元赴柳州任前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六月二十七日终于来到荒凉僻远的柳州。柳州建城始于西汉，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一一一年）设谭中县，即以此为县治，地址在今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的驾鹤山。隋代改为马平县，县治移至城北的雀儿山以东。唐代置柳州，下设马平、龙城、洛容、洛封、象县这五县，治所在今日的柳州市，属桂管经略使管辖。当时的柳州，人烟稀少，极其荒僻。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柳州的五县仅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户。到了柳宗元被贬的元和年间，更减为三千二百八十七户（据《元和郡县制》记载）。柳宗元到柳州后的处境，他在给长安的友人韦衍的一首长诗中作了形象又具体的描绘，诗题曰《寄韦衍》，其中写道：
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
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
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
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
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
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
六月炎天热得人手脚无处可放又无处可以躲避，四周是葛藤蔽日、阴森荒僻的林莽。林莽内，大蛇、毒虫像葡萄一样从树上一串串挂下来。社会也很不安宁，盗贼遍地、缚壮杀老，哭声遍野。自己又水土不服，于是先罹患了一种奇疮，钉骨如箭，疼痛无比，险些送了性命。后来又得了伤寒，支心搅腹，如刀剑交加。治愈后身体自然更加衰弱。除了环境的恶劣和身体的疾病外，更为痛苦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无端被贬，壮志成空，同道者无缘再聚，故乡又远在天涯，都使这位感情丰富又脆弱的诗人，镇日感伤不已。为了表达对昔日战友的怀念，也为了抒发胸中的愁愤。他到了柳州后，就写了一首诗寄给同时被贬的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四位同道，这就是有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茘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此诗借登高眺远，抒发了诗人叠遭打击、被贬遐荒的忧愤，同时也表达了对同道者的怀念和聚会无期的惆怅，很能代表当时的心境。
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情景交融，多用比兴。首联“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就是描景抒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的佳句。城上高楼与大荒相接，乃楼上人眼中所见。“大荒”是感物起兴，使我们想起《寄韦衍》中“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空阔苍茫的景象。“海天愁思正茫茫”即情由景生，由海天相连的苍茫空阔眼前之景引发自己茫茫的“愁思”，充溢在这个空阔苍茫海天之间。这个“愁思”是什么，诗人并未直接道破，而是运用比兴之法：“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这似乎是赋笔，描叙眼见所见之景：水面上的荷花被狂风摧折，密集的骤雨敲打着长满薜荔的城墙。柳州属于亚热带气候，又时值旧历六月，诗人所描述的催折万物狂风骤雨完全可能使实际景象。但诗人意不在此，更在于借眼前所见的岭外景象来比喻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表达自己此时的内心感受。芙蓉，是荷花；薜荔，是一种芳草。自屈原起，它们就成为君子的代称，高洁的象征。《离骚》中就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描述，如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诗人从眼前的“薜荔”、“芙蓉”等美好事物受到侵害的景象，来控诉朝廷群小使永贞革新夭折，而且对革新党人接连不断的迫害，抒发了作者在人生旅途上遭挫折所产生的痛楚和不平。这就是他要把这首登楼诗寄给同时遭到迫害的昔日战友的原因所在。
第三联又由近景过渡到远景仍然是赋体铺叙，同样情由景生。句式设计分外精巧：“岭树重遮千里目”，是向前眺望，是写对漳、汀、封、连四州好友的悬望、惦念；“江流曲似九回肠”是俯身下视，抒发自己此时此地的哀愁情怀。每句之中“岭树重遮”是实写、是因，“千里目”则是虚拟、是果；“江流曲”是实写、是因，“九回肠” 又是虚拟、是果。这样上实下虚，前因后果，以骈偶之辞运单行之气，两句之间以及每句之中对仗都显得异常工整。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名句。至于让几位改革同道天各一方的是“岭树重遮”还是政治迫害？回肠为何九曲而似江流，诗人无需挑明，读者自会从中得出结论！
于是心驰远方，目光也随之移向漳、汀、封、连四州。“岭树”、“江流”两句，同写遥望，却一仰一俯，视野各异。仰观则重岭密林、遮断千里之目；俯察则江流曲折，有似九回之肠。景中寓情，愁思无限。从字面上看，以“江流曲似九回肠”对“岭树重遮千里目”，铢两悉称，属于“工对”的范围。而从意义上看，前六句是写登楼，登楼所见和登楼所感。其中赋中有比，情由景生。最后两句则是直抒其情，表达对同是遭受政治迫害的友人的惦念和无由相会的怅惘。在结构上，“共来百越文身地”与首句“城上高楼接大荒”呼应；“犹自音书滞一乡”与首联“海天愁思正茫茫”呼应，做到首尾、前后相呼应，又统摄诗题中的“柳州”与“漳、汀、封、连四州”，诗题中的“寄”字，也于此曲曲传出，可见诗人用笔之妙。正如清人方东树所称赞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六句登楼，二句寄人。一气挥斥。细大情景分明。”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一位又是一个不肯苟且因循的人。尽管荒州地僻民穷，自己又身心角瘁，但一上任，就投入繁忙政务，而且昼夜操劳，不得休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留下了众口交赞的政绩。其中之一便是解放奴婢。当时的柳州有一种恶俗：穷人借高利贷，过期还不起钱，就要没身为奴。这样，一方面大批破产农民沦为奴婢，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不甘心为奴的农民又铤而走险，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柳宗元从同情贫民和维护社会治安出发作出规定，让那些卖身为奴的人，按为奴的时间来计算报酬，报酬与借款相抵时，就自动解除奴役关系。韩愈的政治见解与柳宗元相左，但却很欣赏柳宗元这一做法，当韩任袁州刺史时，就仿此做法解放袁州的奴婢。可见柳宗元这一施政措施的普遍社会意义。柳宗元还是当时少见到具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要改变柳州这块蛮荒之地的生活条件，单靠务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经济作物。他在柳州提倡植树造林，尤其是种植经济林木。他身体力行，带头在城西北角种了200棵柑桔，并写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来表白他种柑树的目的，诗是这样的：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花开闻喷雪，何人摘宝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东吴丹阳太守李衡曾广种橘树，声称这是“木奴”，是留给后代的比金银更宝贵的遗产。柳宗元也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但他种柑的目的不是学东吴丹阳太守李衡为后代留下遗产，而是学屈原借橘明志。等到柑橘结果，遗惠柳州时，自己大概也能品尝到为政辛劳后的甘甜吧！他还有首《种柳戏题》，同样表达了他欲改变柳州面貌、遗惠后人的愿望：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荫当复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今日柳侯祠内为纪念柳宗元广种柑桔而建的“柑香亭”
柳宗元在柳州，还致力于复兴文化，编写地方志，并“大修孔子庙”，以达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仪”之教化目的。柳宗元来柳州时，当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天旱江水浅远，往返艰难；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当地人也挖过井，可能由于土质不好，屡次崩塌，结果造成一种迷信，柳州不能破土挖井。柳宗元为解决柳州居民饮水困难，亲自勘查地形，选定“城北隍上”作为井址，为了不增加民众负担，动用公帑雇工凿井，“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为了开发民智，他又写了《井铭·并序》和《祭井文》以纪其事。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不仅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也带有破除迷信之意味。
柳侯祠内存留至今的“柳侯井”
经过几年的辛勤经营，柳州的经济和文化乃至街道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塍”这对一个人口仅九百户的柳州城来说，确有点“乐生兴事”的景象。柳宗元此时虽身处荒州，却未忘国家大事。在柳州期间，陆续有《平淮夷雅》、《柳州贺平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表》等上奏朝廷的表章以及贺诗，表达自己消平藩镇、中兴王室之愿。这说明作者在顺宗永贞时代（八O五年）的壮志，并未因放逐而消磨殆尽，相反的却老而弥笃，久而愈坚。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后期，名相裴度（七六五——八三九）已经执政。当年朝廷贬谪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偏远州刺史时，就是靠身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颜上疏，才迫使宪宗皇帝收回成命，才将刘禹锡由播州刺使改为条件较好一些的连州刺史。这说明了裴度对长期远贬的永贞诸人是抱有同情的。此时又加上北归的吴武陵向他推荐柳宗元，所以到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接诏，准备离开柳州，并已向上司管桂观察使裴行立辞行。关于这一点，柳宗元集中虽无记录，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刘禹锡在祭文中说得很明确：“自君失意，沈伏远郡。近遇国士，方伸眉头。亦见遗草，恭辞旧府。”（《祭柳宗元文》）但他还未及成行，就赉志以殁，年仅四十七岁。他在死前一年，与部将魏忠、谢宁等饮酒时，就曾有预感：“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结果不幸言中。柳宗元为官清廉，柳州又是荒凉之州，所以他死后家境很是凄凉，留下二子二女。长子周六仅六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长女年龄大些，但也未成人。还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观察使裴行立为孤儿寡妇筹措了费用，由柳宗元的表弟卢遵经办丧事，并把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归葬于先墓。
柳宗元去世时，他的好友刘禹锡老母也病死在连州。刘禹锡扶母灵柩北归途经衡阳市，得悉柳的噩耗，精神上收到强烈刺激而几乎失去控制，“惊叫大号，如得狂病”（《祭柳员外文》）。想到四年前两人在衡阳分手， 柳宗元“衡阳三赠”，感慨“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想不到同去却未能同归，好友已作他乡之鬼。禁不住悲从中来，写下《重至衡阳伤柳仪曹》诗以寄托哀思：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同时又写下《祭柳员外文》。同时写下祭文的还有极为佩服柳宗元为人并同时发起古文运动的韩愈。这位当时写墓志的高手又受刘禹锡之托，写下名垂千古的《柳子厚墓志铭》。刘禹锡则将柳宗元的遗稿整理、编纂成集，又收养柳的次子，视同己出。表现出这位可以托生死的战友侠肝义胆。
但柳州百姓并未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无端遭贬的天才诗人，更未忘记他在困顿之中仍为柳州人民兴利除弊、遗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逝世后，柳州人民在城东南的罗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并且在祠后建了衣冠冢，以享四时香烟。柳侯祠建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因为在罗池之畔，又叫罗池庙。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赐额“灵文庙”；但历代仍习惯称之为柳侯祠或罗池庙。柳侯祠在元代至大，明代永乐、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几朝，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但皆毁于兵隳。现在的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筑，壁上存有乾隆时柳侯祠和书院等建筑的石刻图。光绪三十年（1906），此祠址开辟为柳侯公园。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又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改进。门额所刻“柳侯祠”三字，为郭沫若题写。两旁的对联是清人杨翰（宛平人，道光进士，工书画）书写联云：“山水归来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系集韩愈《享神诗》词语而成。祠内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围，井旁有三方刻石。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井铭》，另外两方是府志中关于柳宗元凿井等政绩的记载。
天井院的两侧是碑廊，陈列宋元以来的碑刻四十多件，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池庙碑”和“荔子碑”。荔子碑高2.2米，宽1.20米，为黑色大理石碑，碑文是韩愈为柳州民众祭祀柳宗元而写的祭歌《迎享送神诗》。因此诗的开头一句是“荔子丹兮黄蕉”，故得此名。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碑文为苏轼书，镌刻刀锋圆熟，笔画丰腴流走，朱熹称之为“奇伟雄健”，明代王世贞更评为“苏轼书中第一碑”。此碑融合柳宗元之事迹，韩愈之诗文，苏轼之书法，所以一问世，即被视为珍品，称为“三绝碑”。此碑经历颇为坎坷。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距苏轼去世已一百六十年。为什么苏轼的碑书一百多年后方刻石立庙呢？这与当时的党禁有关。宋徽宗崇宁年间，新党复起，视苏轼等旧党为仇敌。蔡京等在朝门外立党人碑，开列三百零九人的旧党名单。他们的著作一律销毁，子女永远不能在朝为官，甚至忠贞家庭的子孙也不准嫁娶“元祐党人”。作为旧党之首的苏轼著作当然首当其冲，他题写的碑碣当然也不能幸免。崇宁二年曾下诏：“应天下碑碣傍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因此，荔子碑当然亦在除毁之例。直到南宋乾道六年（一一0七），孝宗朝彻底为苏轼平反，赐谥为“文忠公”，并赠以太师高位，这以后才会有嘉定年间的重新刻石。但是此碑的坎坷并未就此为止。从宋代到明代，该碑又在兵隳中迭遭厄运。据清代《马平县志》载，此碑曾因兵隳毁弃，不知下落，直到明嘉靖年间修筑柳州外城，才从地下失而复得，但碑之一角已残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柳侯祠被改为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荔子碑被砌入办公室墙壁之中，用石灰泥巴涂得与墙壁浑然一体。“文化大革命”中，为逃避“红卫兵”扫“四旧”的厄运，好心人又把此碑埋入污泥之中。直到改革开放之今日，已残断的荔子碑方被视为国宝，镶以大理石边，矗立于正厅之内，供海内外人士观赏。至于唐长庆三年（八二三）立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撰文，沈传师（贞元进士，吏部侍郎，工书法）书，因是名人名文名书法，所以也同荔子碑一样，也有“三绝碑”之誉。所不同的是：自宋代以来，对此碑的真伪一直存疑。
柳侯祠正厅之后约十米，即“柳侯墓”。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柳宗元殁于柳州。一年后，由其表弟卢遵将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棲凤原（今西安市临潼境内）安葬。柳州百姓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就在其棺木厝放处建一座衣冠冢。原为毛石砌墓，后于清代重建,碑题为“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联曰：“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中期这墓被“红卫兵”毁平。“文革”末期“评法批儒”时才修复，郭沫若题额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原来柳州人为纪念柳宗元手种黄柑二百株，遗惠柳州，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堂内有刻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一诗。据宋人陶弼诗中记载，宋时此堂和刻石仍在。其后原址塌废，文物荡然。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始在东面的罗池上另建香亭，后又移至罗池畔，并立碑记其事。后又几经反复兴废，现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间的样式而重建的。
柑香亭之东即罗池。据明人李西涯《罗池书屋记》载：“罗池在柳州城东二百武，广袤可数里。”唐代更在远郊，面积更大。由于淤塞，池面逐渐缩小；到了清代，仅长十二丈，宽六丈了（清《罗池庙址界碑记》）。清代的柳州城区已扩大到罗池。它的南面即罗池街，街右为太平桥，现在已成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了。
附：《旧唐书·柳宗元传》 宋·刘昫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郎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奏章，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以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附：《唐才子传·卷五·柳宗元》 元·辛文房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试博学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韦执谊善，二人引之谋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用，值叔文败，贬邵州刺史，半道，有诏贬永州司马。遍贻朝士书言情，众忌其才，无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同谪，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锡母老，具奏以柳州让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有为请者，遂改连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绝伦，文章卓伟，一时辈行，咸推仰之。工诗，语意深切，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司空图论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应物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厉靖深不及也”今诗赋杂文等三十卷，传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