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是个老实巴交的会点儿木匠活儿的农民。他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务农，一心想学点儿手艺，可是，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心窍不通的人，能把地侍弄明白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去学手艺呢。
结果呢？他还是去了，学木匠，一学就是三年。三年了，师兄弟们都出徒走了，可以自己走乡串县打橱柜了，只有他，依然对木匠的精细技艺似是而非，手里的家伙什儿长偏了心眼儿一样，不是左三寸歪，就是右四寸斜，气得师父哭笑不得，点着脑门儿骂他：“我怎么也能教出一个大眼儿木匠？！”
大眼儿木匠干不了细木工，只能帮人盖盖房子──说白了，凿大眼儿还行，凿小眼儿，永远不在行。
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紧不慢地也活到了八十。
八十岁那天，我的叔叔婶子们给他做了一碗面，这碗面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吃完了一抹嘴，说：“我要打张桌子。”
叔叔婶子们纳闷儿，他为什么突然要打一张桌子？
他老了，闲着也没事干，愿意折腾就折腾吧。
于是，叔叔婶子们给他找来一些破方子破板子，一股脑地丢在外屋地上，那意思很明白，你就在这儿干吧。
三爷很笃定地翻出自己的刨子、斧子、凿子、锯，吱吱啦啦地开工大吉。
他要打一张什么样的桌子呢？
儿女们谁也不知道。
从春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冬天，冬天外屋地儿冷，三爷只好进到里屋去。他每天锯呀刨呀。那些破板子破方子竟然被他一天天地收拾得油光水滑。
三爷打桌子的过程中，我曾经回过一次老家，大抵是哪个叔叔家办事儿，我受父母委托回去随份子。父母给三爷捎上了老式的四合礼，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交到三爷的手里。
我见了三爷，他的眼光已经完全浑浊，他伏在我的脸上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般地笑了，说：“是北子呀！你爹挺好的？”
我管我爸叫爸，从来不叫爹。
但三爷一直坚持把我“爸”的称谓置换成了“爹”。在他的概念里，“爹”才是实实在在的“爹”，而“爸”就过于虚浮了。
我说：“挺好的。”
他就咧开嘴笑，露出了不多的几颗牙。
转回来，我问他：“三爷，你这是干啥呀？”
他说：“我想做个小桌子。”
我又问：“做桌子干啥呀？”
他说：“用。”
叔叔婶子们在一边看着，忍不住笑，纷纷告诉我，不用问他，他已经老糊涂了。
就这么着，三爷的桌子像一个模糊不清的谜。
寒来暑往，一晃三年过去了，在大家的不经意中，三爷的桌子完成了，小圆桌，可以折叠的，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合起来，往墙边一靠，一点儿不占地方。
三爷组装桌子的那几天可算是大热闹！
他拼桌面的板子大大小小有几十块，以前，谁也不清楚这些积木般的方块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现在好了，三爷像变戏法似的把那些拼图碎片一样的木板拼接在一起，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规整的圆形桌面。这个桌面像老和尚的百衲衣，但零碎之中带着不可忽视的和谐。那些木头有榆木，有柳木，有枣木，有梨木，有桃木，有松木，五花八门，各呈其祥，色彩缤纷，笑意盈盈。
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桌面吧，让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啧啧称奇。
见到这个桌面，谁还能说三爷是一个大眼儿木匠呢？
桌子做好，三爷亲自把它搬到炕上，桌子没有漆油，散发着木质的芬芳。
恰好饭菜好了。
三爷喜滋滋地冲着外屋喊：“快点儿喊你妈，叫她吃饭！”
一句话，把大家都喊蒙了。
好半晌，我大叔才小心翼翼地说：“爹，我妈都死好几年了？”
“死了？”三爷一脸的疑惑。
“死了好几年了。”大叔又說，声音里已经有了凄惶。
“死了，是呀，死了好几年了，到了儿也没用上我给她做的桌子。”
到这时，叔叔婶子们的心里才算明白，三奶活着的时候，就常抱怨，说自己被三爷骗了，他答应给自己做一张新桌子，可一辈子也没见着新桌子啥样。
三爷死了，带着他的新桌子。我穷极想象企图复制三爷和三奶初见时的模样。他们定情了，三奶一定是这样说：“我要一张新桌子。”三爷拼命点头。
那是三爷学木匠之前呢还是之后？
不管怎么说，对于一辈人来讲，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