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笔”之说，始自一句玩笑。《隋书.郑译注》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作诏书，高颖戏谓(郑译)曰：“笔乾(干)。郑译答曰：“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其实，古时的“润”与财务、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分红曰：“分润”，官员的俸禄叫：“禄润”。用在“润笔”时，“润”变成动词，与(乾)相对，有：“滋润”、“润泽”之义。文人借口“笔干了”需要“滋润”比直接开口要钱要委婉得多。此说法不仅维护了文人轻财重义的面子，又迂回地得到了钱，而且言语幽默风趣，连当时的皇帝听了都觉得好笑。这一笑，使得“润笔”一词便成为创作文章、书画等换取财物的代名词。
史载：“灵帝(汉)好书，时多能者，而师以官为最。”，“时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让前来观赏者为他付酒钱。灵帝的字肯定是值钱的，但他不直接要钱，而是让观赏者替他付酒钱。王羲之为山阴道士书经半日，因性好鹅，只是笼鹅十余而归，可见书圣不肯拿书法去换钱。欧阳修请蔡公谟写字，以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蔡公谟高兴地收下了。在那时，这些礼物清雅而不俗气，如果说到钱，双方都不高兴，这都是受君子“不言利“的思想影响，不直言银两之事，可谓“儒雅”之举。
南朝萧子云曰：“尺牍之美，远流海外”曾为百济国求书使者花三天时间，写了三十纸，“获金数百万”。开创我国书法换取外币的先例。柳公权在世时，“公卿家碑志，非其笔，人以为子孙不孝”。故求书者甚多，收入“累巨万”。以至“主藏奴盗之，不复诘”。有“外夷人贡”，也特具“货贝”曰：“此购柳书。”这是有史可考的国际书法买卖。
明代文人桑思元曾告之求文者“暂且把一锭白银摆置在我的书案上，让我随时可以看见它，以激起我写文章的兴致，等文章写完了再将白银还给你。”这分明是讨要“润笔”费的巧妙战术，文章写好了，求文者还好意思要回银锭吗?“润格”即润笔的规格，也就是写字、作画应得的报酬。古时侯，没有现在这样由国家出版部门制定的统一规定。“润格”适用于民间，在交易中买卖双方很难确定共认的价格，于是书画家便自定“润格”，以达交易顺畅之目的。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自定“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帐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1753)，板桥郑燮。”[1]可见，这时的“润格”已经成为明码实价的书画报酬，不象“润笔”那么含糊其辞了。有一次一个富商求郑板桥写对联，郑板桥开价一千两银子，商人讨价还价五百两。郑板桥提笔挥毫写下了颇有讽刺意味的上联;“饱暖富豪讲风雅”后，转身就走，富商上前拉住他，请他写完下联，郑板桥曰：“你付半价，我只写上联，货真价实，何须要下联。”富商无奈只好再付五百两，郑板桥才写下“饥馑华人爱银钱”的下联。郑板桥出身微寒，一生爱贫讥富，他不因收了富商的高价，而改变其刚正不阿，秉才击俗的人品，在对联中仍然对富商施怒骂之情，这正是他受到后人崇敬的重要缘由。
1944年，闻一多为生活所迫，在昆明公开挂牌售印，并贴出收取润资的广告，名噪一时。特务将他的招牌砸了，他仍然照常治印。云南代主席李宗黄以丰厚润资请他刻一大石章，闻一多不为之所动，拒不收款，也不接活。同年柳亚子先生定出润格买字，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都有收件处，还注明“先润后墨，劣纸不书，磨墨费加一成。”书法家以自己的劳作换取钱财，有什么可非议的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润笔”逐渐地演变成“润格”(润例)，尤其是“五四”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开的贴出润格，为自己的作品标价，虽然被视为贫寒之举，但渐渐为人们所接受，被书画法家所沿用。
时至今日，“润格”以成为书画家作品买价的代名词，看到“润格”二字，便知，某书画家在为自己的作品叫买。时下，书画家不必用婉转之词讨要其价，甚至可以借助报端、网络大张旗鼓地登出“润格”，寻求天下的购买者。孰知文人的生财之道这么艰难，经千年的演变，方有现在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写到这里自然想起一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愿今日的书画家，不仅爱财，而且取之正道。
用笔的天趣，发于无意之笔，所谓“好笔、好墨偶然得”，是一种顿悟，灵感突发。求笔的天趣，固然与画家的才能有关，更重要的是需依靠平时的学识、修养和长期的苦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