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笔筒：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以云南产的珠明料为主，由于氧化钴的含量可达8-9%，因此青花不仅发色纯正、青翠亮丽，是历代青花中的标准色调，而且由于采用分水法绘画，使青花图案能够“墨分五色”，将物体阴阳反侧之景表现出来。康熙时期以青花绘制的笔筒，数量相当大，装饰题材也十分丰富，主要为山林高士图、渔家乐图或书写诗文辞赋。
五彩笔筒：五彩是釉上彩绘的一种工艺，“五”是言其色彩丰富。康熙五彩以其淡雅的色调、精湛的绘画，一扫嘉靖万历五彩只重色彩而不细究其形貌的粗率画风，在陶瓷史上独领风骚。在清宫旧藏康熙五彩笔筒中，以白地五彩为主，纹饰多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
釉里红笔筒：釉里红是指以铜红釉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上透明釉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它是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作用的结果。釉里红虽然最早出现在元代，但元代釉里红器，其色调一般比较暗淡，没有浓淡相间的色阶区别，绘画纹饰也比较简单，常常是先在胎上刻画纹饰后，在其上涂抹一片红釉，这种作法与严格意义上的釉里红器，还存在一些差距。清代康熙一朝是釉里红极大发展时期，此时不仅铜红发色鲜艳、纯正，而且纹饰细腻，层次鲜明，不仅如此，还涌现出许多新品种，如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加彩等。故宫所藏釉里红笔筒，主要是一些题写辞赋，或书写百寿字之器。
洒蓝釉笔筒：洒蓝釉是因其蓝色釉面上，均匀布满蓝色和白色斑点而得名。因其犹如蓝天上飘洒的白色雪花，又称“雪花蓝”。此品种虽然最早出现在宣德时期，但品种较少，似昙花一现，宣德之后基本绝迹。康熙时期延续并发展了此种工艺技法，制作更加成熟。以洒蓝釉做装饰的笔筒，在故宫藏品中一般是在釉面上，以金彩描绘图案或书写文字，虽然传世至今金彩大多已脱落，但仍不乏精品之作。例如一件洒蓝釉描金花卉笔筒，以金彩绘整个画面，珍贵之处不仅在于釉面金彩基本保存完好，而且诗与画合谐统一，艺术效果极佳。还有一些笔筒在洒蓝釉面上，以开光形式绘画五彩、釉里红纹饰，或直接绘画冰裂纹，使釉面装饰更加丰富。这类笔筒在故宫藏品中有洒蓝釉描金花鸟纹饰、洒蓝釉白龙纹饰、洒蓝釉五彩人物纹饰等。
青釉笔筒：青釉虽然烧造历史悠久，但直至清代康熙时期，青釉的烧制才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其呈色不仅葱翠鲜亮，而且还有冬青、粉青、豆青之别。康熙时期的青釉笔筒，一般釉面呈色淡雅，以仿宋龙泉窑豆青釉居多，釉面多刻划缠枝花卉。
墨彩笔筒：属于釉上彩中的一种，是康熙中期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以铁和锰等矿物质为主要呈色剂，在烧好的素胎上绘画纹饰，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它的艺术表现力非常强，特别是在白釉色地的衬托下，图案更显得黑白分明，浓郁晶亮，此品种一直延续烧至清末和民国时期，但后世墨彩均为轻描淡写，远不及康熙时漆黑厚重。此类笔筒的装饰效果非常突出，一些器物往往一面以墨彩加绘五彩绘画纹饰，一面以墨彩题写诗文，或整篇以墨彩题写诗文。
红彩描金笔筒：也是康熙时期新创烧的品种，由于呈色较淡又称作“淡描红彩”，能以多种色阶描绘出层次鲜明的画面，并以金彩渲染其华贵。在故宫藏品中，红彩描金笔筒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红彩描金牡丹蝴蝶图笔筒。此笔筒画面为两朵盛开的牡丹，几只彩蝶飞舞在花丛中，画面上淡雅宜人的红彩，不仅将满园春色浓聚，而且在金彩烘托下，器物尽显艳丽之风。
釉里三色笔筒：以釉下青花、釉下白粉两种色调为主，以釉里红做点缀，呈色雅致，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品种也是康熙时期创烧的，故宫所藏釉里三色笔筒，多以山水人物题材为主。
红釉笔筒：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器十分不易。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虽然早在元代就已出现，但明代宣德以后逐渐失传，终明—代再没有得到恢复。清代康熙朝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生产，此时红釉瓷器名品迭出，最为著名的红釉瓷器有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故宫收藏红釉笔筒以霁红釉为主，霁红别名“祭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著名品种，其釉色特点是红不刺目，釉不流淌。霁红盛烧于永乐、宣德时期，康熙霁红釉笔筒呈色一般较为浅淡，色调均匀，胎体致密。
珐花釉笔筒：珐花是指以硝酸钾为助溶剂的陶胎彩器，它分两次烧成，先在陶胎上以凸起的沥粉，勾勒出双线花纹图案后烧制成器，然后在花纹间填以釉彩，再以低温烘烧。其釉色主要有孔雀蓝、孔雀绿、茄皮紫、黄等几种色调。珐花的主要产地在山西一带，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场开始烧制瓷胎珐花器，其釉色称其为“珐花釉”。有珐翠、珐黄、珐蓝、珐紫、珐青等多种，色调较之陶胎珐花更加精美，艺术表现力更强。康熙时期瓷胎珐花器烧制得相当成功，以茄皮紫釉、孔雀绿釉为代表。一件珐花釉笔筒，通体施茄皮紫釉，其上以孔雀绿釉斑点作装饰，釉下刻画垂柳、山石、蜻蜓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