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将门之家的秦国名将蒙恬，年轻时候做过求狱讼记录工作，深知刀笔和毛笔的利弊，虽然后来做了领兵打仗的将军，但一直没有忘记改良毛笔的事。公元前223年，蒙恬随大将王南伐楚国，路过中山地区（今安徽宣城、泾县一带）看到当地人把兔毛捆成小扎，插到掏空的竹木管一头制成毛笔，记在了心里。以后，蒙恬率兵攻齐，发现齐人用玉石做管，把羊毛、马毛、牛毛、人发捆成小束做笔头，再次受到启发。秦统一天下后，蒙恬奉始皇之命，带三十万大军挺进北方，驱逐了戎狄，开始修筑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虽然十余年，烈日寒霜，风风雨雨，蒙恬驻守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一带），静下心来，开始了却年轻时就产生的改良毛笔的心愿。蒙恬吸收各地毛笔的长处，采用吴地的竹木管，齐地的兽毛捆扎方法，改进了秦地通行的短锋扁笔。用粗细不同的竹管、狼毛、狸毛、兔毛、羊毛等不同兽毛，制作了规格不同的“秦笔”。这种笔，笔头的兽毛提起来尖圆，按下去齐健，用起来有弹性。后人概括为“尖圆齐健”四要素，成为制作毛笔的规范。蒙恬为了使后人更好地使用这种“秦笔”，还撰写了一部《笔径》，提出了“若能用笔，当自流美”的用笔格言。
毛笔的出现和定型，促进了字体的变革过程。也促进了“文房四宝”的配套。墨的制造，砚石的开采，也与军吏有关。例如洮石砚，就是宋代的王韶将军领兵在甘肃临洮县（今岷县）采石制作的。纸、墨、砚的出现及与毛笔的“配套发展”，为书法从少数上层文人那里走到民间开辟了道路。
值得重视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被称作“国粹”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首的笔竟是武将蒙恬改良成功，并由此推动了其它“三宝”的发展。探索一下个中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兵与书的关系，将军与书法的关系，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如同作战，没有一支得心应手的好笔，是难以写出赏心悦目好字的。因此，他必然自觉地把笔当成武器来改进。
蒙恬被后人尊为制笔的祖师。在制笔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都悬挂蒙将军的画像，以表达对这位文武全才人物的崇敬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