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体书法的说法，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李世民酷好王羲之书法，天下风从，后来的高宗、中宗、玄宗等莫不如此，翰林、待诏纷纷效法，成为翰林院的通行书体，故名。
这种风气，在宋代仍然继续，书体随皇帝的更替有所变化。
宋太宗真迹不存，仅在《绛帖》中留有影踪，其水准得到过苏、黄、米的高度评价。苏轼说“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天纵之能，溢于笔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团扇之中”，黄庭坚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载櫜弓矢，文治之馀，垂意翰墨，妙尽八法，当时士大夫皆亲承指画”，米芾也云“太宗……精书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
最受宋太宗喜爱的书法家是王著，他是把《淳化阁帖》摹勒上石的执行者，其书艺虽“颇有家法”，但也被黄庭坚批评为“病韵”，王著任职翰林院后曾“禁庭书诏，笔迹王变，划五代之芜，而追盛唐之旧法，粲然可观矣”，然也不出《集王圣教序》的范围，故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近世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目其书为院体，故士大夫玩此者少。”周越跋王著书法也说“著本临学右军行法，尔后浸成院体。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
这一时期院体书法的特点，从《司马光告身》中可略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院体，仍以皇帝所推崇的王羲之书体为主导，与皇帝本人的书体并无直接关系。
元祐年间，苏轼主翰林，虽其书名满天下，似乎也没能对院体书有所影响。这可以从黄庭坚为苏轼的笔法辩护中看到：“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当时，翰林侍书的绳墨尺度与苏轼书风截然不同。
这两件南宋初年的告身却告诉我们，这条路线似乎并未持续下去。改变走向的是艺术天才徽宗皇帝。受薛曜《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的启发，徽宗自创瘦金体，和由瘦金演变而成的行书、草书，一改久已流传的二王面目。这位艺术皇帝也对士人书法很是青睐，时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佑陵作黄庭坚书，后自成一法”。另一方面，徽宗书法似乎对士人也有影响，在蔡京、蔡卞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赵佶的痕迹。这些，自然拉近了皇帝与士人书法的距离。同时，在视觉效果上，赵佶书法与天下风行的苏、黄、米书风相比，也不逊色，具备翰林侍书追风的条件。
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崇宁三年（1104）六月，即位不久的徽宗重建了“书学”。先后有宋乔年、米芾等执掌。书学的建制，在隋唐已有，入宋久废。赵佶设置书画院，培养画家的同时，也培养誊写诏书的待诏，正所谓“所有图画之技，朝廷所以图绘神像，与书一体，今附书学为之。校试约束，谨修成书、画学，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宁国子监为名”；学生们学的是“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试则“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
直到靖康元年（1126）金人南下，徽宗被掳，书学存在了二十余年，全盛时学生多达500名。由于没有培养出留名书史的杰出人才，曹宝麟先生认为徽宗“书学”的设立，不过是虚假繁荣的粉饰点缀而已。但是可以想见，在赵佶的遴选下，能入“书学”者，必然具有一定天分，加上名师指点，笔墨精熟也是自然。
从职能上看，书学生们会成为诸位皇帝的侍书待诏。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的书艺如何？两宋更替之际，赵佶书风对南宋院体书法是否还存在影响？
这次匡时推出的两件南宋告身，替我们揭示了历史的真貌。《司马伋告身》写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5），《吕祖谦告身》写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6），都是用长锋硬毫快速书写的。整体上，它们既没有传统的王羲之风格的院体痕迹，也不像北宋文人书法那样“尚意”，甚至也没有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的书法体貌。
左：高宗赵构《徽宗文集序》；右孝宗赵昚《纨扇诗》
在存世的宋代名迹中，可以和《司马伋告身》和《吕祖谦告身》相比的，是《蔡行敕卷》（书于政和四年，1114年）。《蔡行敕卷》书写于政和四年（1114），书法克肖赵佶，和徽宗亲笔《题文会图》有共通之处。赵构已是南宋一流书法大家，其书风却没有在两件告身中体现出来，可见徽宗书风对南宋初年院体的深厚浸润。综合以上特点，我认为这正是徽宗建制书学成果的体现，书写者就是被徽宗调教出来的书学生。
赵佶《题文会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行敕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蔡行敕》运笔如行云流水、毫无凝滞，一无依傍于前人。相比之下，两件南宋告身虽然大体上风气一致，但在用笔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集王圣教》用笔的影子，如横折的出角，竖钩的出锋，宝盖左右点的呼应等，有些地方还让人想起唐玄宗的《鹡鸰颂》。也就是说，不仅受到了徽宗的影响，也能从中找到徽宗书院教义中“隶学王、欧、虞、颜、柳”所对应的用笔和结字特点，统领在“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的格调之下。
《吕祖谦告身》虽结字用笔大体与《司马伋告身》相似，却更加熟练老到，王羲之一派的笔法结字与徽宗的园熟结合更加自然。除此而外，字的结构及用笔还有高度的一致性，显示它们出自同一待诏之手。两件告身相差十年，体现了这位待诏书法上的成熟与进步。从书写时间来推断，这位待诏初入徽宗书学时年纪尚轻，书写《吕祖谦告身》时已是古稀。能够把徽宗圆熟的行书，和《集王圣教》结合在一起，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可见这位书学生的才能确有可称道处。
《司马伋告身》（左）与《吕祖谦告身》（右）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