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贞华
牛翁先生一直不肯以书家自居,但他的书法作品却越来越受到圈内人士和广大收藏爱好者的真心喜爱。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时代,这种反差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记得几年前 “老记者牛翁九旬诗文展”曾在巴渝文化会馆隆重开幕,展览围绕先生90年人生历程中的三大主题——新闻、诗文、书法展开。其中,以自作诗文为内容的书法作品无疑成了整个展览的一大亮点。市书协主席刘庆渝认为先生的书法“瘦硬、朴拙,如其人,如其文。有脱去浮华,洞察人生之后的简静之气,使观者联想到晋人的空逸。”著名诗人王尔碑题诗云:“雪压霜枝花千树,春回大地一屋诗。书中自有牛翁乐,字字清泉映朝晖。”而他与苏葆桢、晏济元、魏宇平、戴为叨等名家合作的诗书画作品,辅以故事解读的形式,更是引人入胜。
我没有见过先生,却有幸通过已故重庆书法家魏宇平先生的引荐,曾写信向牛翁先生请教诗文、书法,受益匪浅。魏老与先生相交六十多年,二人相互欣赏砥砺,可谓君子之交。魏老生前对其人品、学识、诗文、书法评价都很高。那时候先生很忙,我怕打扰他,和他通信并不多,但他的博学多才和耿介磊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一介记者,不学非家,其于书法,尤属外行。这绝非客套,实乃诚心之言。近年以来,常有舞文即称作家,弄句便号诗人,而墨涂纸上,略具字形,或不成字形便充书法大家者,更颇不乏人。此等局面,更令在下悚然不敢混迹书法界也。虽偶尔兴起,写两句诗外之句,不免自动笔墨,绝非书法。一再声明,以免自欺欺人。”当时似懂非懂,以为纯粹是先生的一种谦虚。现在读来,觉得谦虚之外,更有几分文人孤傲和高洁。曾几何时,在人们心中颇为神圣高雅的艺术界也成了名利场,“舞文即称作家,弄句便号诗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书法界也常有打着“创新”的幌子,信手涂鸦,“略具字形,或不成字形便充书法大家者”,对于这样的人,先生是羞与为伍的。
先生本名杨钟岫,1922年生于重庆。作为新闻界的前辈,1943年就在成都参加了文艺界抗战协会,1944年入成都《华西晚报》任记者,1945年又到重庆《新民报》任记者、副刊主编。解放以后,到西南、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历任记者、文艺广播组组长及广播报副总编。1957年被错划右派,1979年改正复出后,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科教部副主任。1985年参与创刊《重庆晚报》,兼任顾问,并开辟时评专栏《朝闻夕议》,每日一篇,累计千余篇。曾在广播中辅导作文,有三本《广播作文讲评》刊行。又在广播电台节目中评译唐诗,在重庆、太原、鸡西等广播电台播出,集成《唐诗译赏》一书,印发两版,并有增订本应市。先生1987年经全国新闻高评委评定为高级编辑,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9年获重庆市建国四十年文艺奖编辑奖,先后任香国诗书画协会会长、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曾主编《香国诗词选》会刊,著有《巴歌俚词》古体诗集及《俚词信笔》等,在新闻、诗文、书法等领域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九十多年人世沧桑,冷暖沉浮,铸就了先生旷达的胸襟、深厚的底蕴和文人的风骨。其实我们很难将他归为新闻家、作家、书法家或者诗人。准确地说,他就是个“杂家”!而古今中外那些大家何尝又不是“杂家”?作为一位正直、热情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他笔下,不管是新闻、诗词,还是书法,都如东坡所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文耶?诗耶?书耶?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其骨子里彰显的是先生激越的才情、渊博的学识和生命的厚度。
就书法而言,先生得益于传统中国士大夫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早年的“童子功”。他的外祖父是前清拔贡,当时著名书法家,其父杨仲祥是当时重庆有名的棉纱帮大商人,擅长书画。先生九旬诗文展中有其父亲的书法作品,功力、才情俱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幼承庭训,临池学书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功课。8岁时,父亲又请前清拔贡张怡园授其国学。从小受传统文化的浸润,让先生一生受益无穷。先生于书法一道虽未刻意求之,但和大多数传统文人一样,内心深处对书法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爱,平日写稿、作文、吟诗,日日亲近文字,天长日久,于平常翰墨中写出几分感觉、几分才情、几分境界。再加上数十年的阅历、修养和功力,自然水到渠成,自成一格。其书法的孕育、生长和成熟是自然而然的,技法的熟练、感情的表达和风格的形成是一体的。和很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从实用书写到个性表达再到艺术追求的过程大同小异,很具有代表性。而当代年轻书法家普遍关注的是技法和形式,一般先经过比较全面的书写技法训练再进入创作阶段再逐步达到自由抒情写意的状态。与老一辈书法家相比,技法的纯熟和对形式的驾驭能力是其长处,但表面的游刃有余却常常难以掩饰文化底蕴的苍白,这是其致命的弱点。而老一辈长期受文化滋养的笔墨却容易受“惯性”的作用,往往显出技法的单一甚至“缺位”和形式上的千篇一律,大大削弱了其艺术的感染力。其中的利弊优劣,非心平气和、用心体会者不能彻悟。
先生早期的书法已经难得一见了。从1985年秋赠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的自作诗中堂(如图1)看,结字宽松自然而收放有度;字形趋于方正而多不规则;用笔方圆并用而以圆转为主;章法错落有致而多呼应变化。整体感觉散淡疏朗、潇洒出尘,笔下隐约有蜀中名家谢无量、吴丈蜀等人的影子和气息,有才子气、书卷气。1999年初夏,先生赠我一件行书自作诗中堂(如图2):“得失盈亏各有缘,掀涛击浪自争先。四时耕种分丰歉,百业勤劳别易难。达淡奉承穷泰贬,横窥狭窄顺瞧宽。一路风光休迷步,高处遐观便坦然。己卯初夏,辱承索句一律,以奉贞华学弟雅正。牛翁。”是先生晚年最具代表性的章法,每两句诗为一行,竖成行,横成列,每个字的大小接近,整饬之中略见变化;结字中宫收紧,点画凝练,神采内敛;用笔斩钉截铁,时时出之以颤笔,更显线条的苍茫老辣。整体感觉有北碑朴茂之气,初露山谷行书的风姿而略显平正单一。他2008年题天民学兄珍藏书画集自作诗中堂(如图3),虽然还是两句诗为一行,看似严整的形式中却有了更多变化。就正文部分四行字的轴线变化而言,第一行稍直,第二、三、四行摇曳起伏,顾盼生姿;就每行字的组合而言,不再拘于竖成行横成列的模式,而是随着字形的大小、欹侧变化各尽其态,生动自然;结字、用笔平中寓险,行书中偶尔夹杂些许草书的笔法或字形,更增强了整体的表达效果。我最喜欢的是先生2009年所书自撰的《辛亥革命在重庆长卷画展序》,字数多,气势大,随意生发,富于变化,深得山谷风神。
四件作品,可以简单勾勒出先生晚年书法发展变化的轨迹。其书法就书体而言,以行书为主;就形式而言,以中堂和对联为主;就内容而言,以自作诗文为主;就风格而言,郁勃瘦硬,深得山谷遗风。也许,有人会嫌先生的书法面貌和形式都太过单一,但就先生的本意而言,这就是一种很文人化的书写,没有必要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如果说先生的书法是一种诗意的低吟浅唱,那它更趋于格律诗的样子,起承转合,平仄押韵,无不丝丝入扣,流露出传统文化的流风余韵。欣赏先生的书法,很容易想起清代刘熙载的话:“既雕既作,复归于朴。”书法本是妙趣天成的事,过多的人为之气反而会降低其艺术品格。先生现在每天除了写诗作文,就是挥毫作书,追求一种心手双畅的快乐。不少人前去求文、求字,先生都率性为之,绝不吝啬。在他的笔下,不但没有陈腐衰颓之气,反而文墨双健,才思如涌,真所谓“会通之际,人书俱老”,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
中国人往往有为尊者讳、为老者讳的习俗,在先生九旬诗文展期间,有人将先生的书法吹得天花乱坠,甚至冠以“书法大师”的名号。他们对先生的尊敬无可厚非,但在这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我想,以先生的性格,他是不能接受的。平心而论,先生的书法虽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面目和才情,但与徐无闻、许伯建、魏宇平、屈趁斯等其他几位重庆书法大家相比,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艺术境界上都还是有距离的。也许,我们把它作为一位文化老人文人化书写更恰当一些。这非但不影响我们对其书法的敬仰和喜爱,而且更加真实、可亲,一如听先生侃侃而谈,如坐春风!
作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