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平
文物,承载长久延绵的文明,是中华民族根魂所寄。
本书上篇以文物流散的10个重大事件为线索,钩沉国宝曲折流失真相:圆明园文物、敦煌莫高窟、昭陵两骏、殷墟甲骨、清宫宝藏、天龙山石佛、宋元名画……下篇精选108件海外遗珍,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于清,领略难得一见的中华珍品。
文物光华,彪炳世界,一念在兹,万山无阻。寻踪离家的国宝,祈盼国宝回家。
1988年,我初次访日讲学,曾到日本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见所藏大量精美的中国文物,甚为震惊,睹物生情,不觉涌起阵阵隐痛和深深思考。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作为文化遗存的文物极其丰富,它们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然而,清末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势衰微,大量珍贵文物或被列强明抢暗夺,或因不法商人走私倒卖而流落异国他乡,国宝重器屡遭浩劫,中国文化遗产遭受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中国文物的数量达167万件之多,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私人藏家手中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馆藏的数倍之多。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饱受文物流失之苦。
正是那次日本之行让我意识到,对祖国文物的劫难和这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进行新的历史审视,并开展寻踪和追索研究,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后30多年来,我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做着海外文物基础资料的数据库课题,奔走于大江南北、丝绸之路、海外博物馆等相关收藏机构,遍访踏查,追踪问迹。
这本《离家的国宝》,上篇由我撰写,讲述国宝流失的真相,努力挖掘流失海外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曲折经历;下篇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安夙老师撰写,精选并解读了108件海外珍贵文物。上篇选择的10个案例,“圆明园盛景的毁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的流散”“天龙山石佛厄难记”等案例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被拍卖的皇家宝藏”讲述的则是2017年3月15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6卷中国画,原为乾隆皇帝所收藏,后来流失至日本。6卷古画拍出天价,其中南宋陈容的《六龙图》更是以4896.75万美元的成交价,创造了当时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可见其艺术和经济价值为国际认同。而“三学寺石狮与唐鸿胪井刻石之劫”“昭陵两骏流失美国真相”是我实地考察了相关博物馆和收藏单位,并出席研讨会和追索活动,梳理出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清朝皇帝听政、休养之地,号称“万园之园”“无上之园”的圆明园珍藏了大量历代传世的文物、珍宝、书画及大批重要的档案文件,几乎每一座殿堂都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器具,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瓷器,价值连城的历代名家书画,各类纯金器物以及珍珠、宝石、翡翠、象牙等名贵原料制作的摆件和艺术品,应有尽有,不计其数。
1860年10月6日,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冲进了这座艺术宫殿。次日,英、法联军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人摹本)被英人掠去,现藏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沈源、唐岱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人掠去,现藏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劫难,园内新添的许多古代青铜器、名贵瓷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奇珍异宝,以及园内残存及陆续修复的建筑物,皆被拆抢一空,重现了40年前的情景,圆明园遭到彻底的毁灭。
同治、光绪年间曾在清廷任职的张德彝,在他的《航海述奇》一书中记载了他在伦敦目睹的情形:“至一处,内极广阔洁净,见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其中有皇帝的龙袍、貂褂、太后朝珠以及古玩、画轴等。
1904年8月和1905年8月,康有为曾两度赴法,著有《法兰西游记》一书,记载了在法国博物馆见到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在一博物院,曾见到圆明园旧物“乾隆御笔”白玉方玺,上面雕镂二龙戏珠纽,玉质极佳。康有为感叹:“昔在北京睹御书无数,皆盖此玺文,而未得见,又岂意今日摩挲之。”禁不住悲从中来,哀称“见圆明园宝物令人伤心”。
我们深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之巨,盈千累万,难计其数,这本书所收入的不过沧海一粟,但如果能触动一些读者,使其对中国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进一步认知和提高,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尤其是对文物流失海外有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这本书也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所幸,流失海外文物的溯源调查与追索返还,近年来在国内日渐受到关注,每有相关消息公布,都深深牵动社会公众的热议。但是,在推动国宝回归的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要做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处理。凡在过去的历史岁月中,海外通过正常往来取得的中国文物,当不在追索之列。而对于因战争被劫掠之文物,以及非法挖掘、偷盗之文物,则应该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追索返还。尤其是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宝文物。
今天,中国已不是当年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远古的呼唤,百年的祈盼,对于流失海外的文物,中国人民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忘却。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崇敬、自豪和责任感,正是本书写作的初心所在。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