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学勤
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人。他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在同辈学者中，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也是第一个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人。他所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王卜辞说”与“两系说”虽曾引起很大争议，但最后也渐成定论。
李泽厚曾称他其为“大陆学界第一人”。在古文字学方面，他与裘锡圭并称为当世两大权威。李零也颇尊崇李学勤，称赞李学勤“博大”。而朱渊清评价说：“李学勤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学术识见，走在中国学术的最前沿”。陈嘉映也从李学勤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上受益颇多，并称其“博学卓识”。
李学勤有一个著名口号“走出疑古时代”，他围绕着这个口号，还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相关命题。这些命题在学术界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学者也认为他与官方意识形态走得太近，轻信古书伪史，菲薄古史辨学派，囿于立场成见，妨碍了他在古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李学勤：因机缘巧合而走进古文字学术研究
李学勤生在北京。在年轻时，他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是北京早期的近代中学之一，在当初成立时，它只是一个书院，包含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中大学部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李学勤的父亲也是汇文中学的学生。李学勤在1945年入学，并于1951年毕业。
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李学勤读到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他很喜欢那些看不懂的符号。所以，当他看到书的第三章“介绍-逻辑系统”里面那些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时，他沉迷其中。因此，他决定报考清华大学，想跟着金岳霖先生学习数理逻辑。
在李学勤入学后的第二年，恰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按照当时的调整，李学勤应该到北大去。可是李学勤并没有去北大，因为那时他已经自学了甲骨文。李学勤一直都特别喜欢一些看不懂的符号，他经常自己骑车到北京图书馆去借阅甲骨一类的书刊，也因此认识了馆中负责金石部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帮助下，他不但能看已经编目的书，还有机会看到不少馆中特别收藏的书籍、拓本，眼界逐渐开阔了起来。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把特殊工作——做殷墟甲骨的缀合，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那时的考古研究所刚成立不久，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就问陈梦家能不能做这个工作，陈梦家则向郑振铎推荐了曾毅公和李学勤。因此，李学勤被调到了考古研究所。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开始，那时他才19岁。
李学勤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在1953年完成了《殷虚文字缀合》。这时，中国科学院要建立历史研究所，时任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的侯外庐先生很赏识李学勤，就安排他到历史所工作。于是，李学勤就从考古所转到了历史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工作。
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期间，李学勤继续对甲骨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等上古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甲骨学方面，他出版了甲骨学专著《殷代地理简论》，填补了殷代地理研究的空白；他还率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并提出“非王卜辞”说等。在战国文字方面，他发表了《战国器物标年》和《战国题铭概述》等文，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综合起来考察，从而形成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这些成果，使他得以崭露头角，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此期间，他还系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众多理论著作，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素养。
1964年，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李学勤先生被抽调去搞“四清”。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李学勤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幸运的是，1971年冬天，李学勤被调回北京，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订，李学勤得以重新从事学术研究。此外，李学勤也还参与了马王堆帛书、定县八角廊简、睡虎地秦简等多批出土简帛的整理工作。
李学勤在1993年于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倡导国际汉学研究，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此后十多年间，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到2003年，在母校的多次邀请下，李学勤离开了工作50多年的历史研究所，全职回到清华大学任职。在他担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期间，他主持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贡献良多。
“走出疑古时代”所引起的争议和回响
李学勤著名口号“走出疑古时代”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李学勤也给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厚古薄今，三代以上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传统中国人的“古代观”是一种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后来疑古思潮被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归国的学生接受后，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顾颉刚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所谓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无疑是进步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还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查，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可是，疑古思潮也有很大的副作用。李学勤认为，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特别是对古书搞了非常多的“冤假错案”。
冯友兰先生在给《古史辨》第六册写序的时候，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李学勤认为，我们要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此外，我们要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充分吸收邻近学科的成果，系统地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走多学科结合的道路。他除了利用新发现材料来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之外，还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在指导思想上也需要摆脱一些旧的观念的束缚。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曾主持了国家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科研工作，这一工作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走出疑古时代”后，在新时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重建。
“夏商周断代工程”让中国有据可依的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它的目标是确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以及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还有对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该工程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海外学者并不相信夏代的存在，认为该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而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此外，许多海外学者对该工程的一些学术研究细节也提出了质疑。李学勤认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备受诟病，但这个工程也让中国考古学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发展。
葛兆光认为，走出“疑古”时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释古”究竟应该解释哪些“古”，是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起解释，还是只根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解释？“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同，后者是史料的甄别，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释古’与其说是一个必经阶段，还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期待的一个理想结果。”若想让“释古”成为现实，还必须等待新的史料，比如过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献重新面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不得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国的原来面目，才能“重写”历史。
不过，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之前，需要下非常多的基础功夫。葛兆光认为，李学勤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不过是个开端，因为他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很陌生很深广，没有一个长时段的清理是不可能厘清它的意义。李学勤把这个幽深而广袤的古代世界大门的门缝推开一些。
历史学对古代中国学术史的描述，经常会有一个难以挣脱的范型，而当出土文献不断面世，这个范型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过去为诸子百家所排列的时代先后秩序就会面临挑战，新的材料也会让过去“纯粹”的思想家似乎也不那么“纯粹”。
葛兆光认为，李学勤对解决这两个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通过对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他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找到了知识背景，也使中国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
不过，葛兆光也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要对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保持一些怀疑和警惕，“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是“回到信古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