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1883—1971年），初名沈实、君默，字中，号秋明、匏瓜、君墨，别号鬼谷子，斋名秋明室、匏瓜庵。因其在北大担任教授时少言寡语，被同事调侃说“要口干嘛”，后易“君”为“尹”，随后改名沈尹默。原籍浙江湖州，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沈家本是武康余英溪畔沈氏世系的分支，于中晚唐时迁徙至竹墩村，由此开启了沈氏宗脉的繁荣。“天下沈氏出吴兴，吴兴沈氏出竹墩”，《吴兴县志》如是记载。竹墩村地处浙江省北部，距湖州之南20公里，即在现今的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附近，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
1897年，其父命儿子以钟王小楷书写三十柄带骨扇面，沈尹默写得一丝不苟。沈父又命他把祖父所书赏桂花长篇古诗以鱼油纸钩描下来。那是一种传统的临习书法的方法，鱼油纸相当于今日的透明纸或磨砂纸，沈尹默亦用双钩法钩描下来，颇得父亲赞许。其祖父书法成就如何，文史资料没有记载。据历史的大背景考察，清朝流行馆阁体，参加过数次科考者其书写水平通常不错。沈尹默或许临习过祖父和父亲的书法，但文字资料没有记述。其间有朋友赠他《爨宝子》碑拓本，因未到能鉴其书法意义而弃如废纸。1902年，沈尹默随家迁居西安，遇父执仇涞之先生，爱其书法流利遂心摹手追。字写得漂亮固然不错，但漂亮在书法审美中只属下品。当时请书的人不少，凡遇人索书，沈尹默即用这种字体书写。虽有时誉，但也落下了甜媚的差评。后来，沈尹默几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追求书法的朴拙。
1909年，他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遇到了陈独秀，才引发了又一场中国书法史上碑与帖孰优孰劣的讨论。
当时的语境应该是，沈尹默时年26岁，而陈独秀年长他4岁，在社会上活动量颇大。陈独秀的书法功底也是出自法帖，在《书谱》上下足工夫，又较早兼学碑版，加之性格强势，其书法自然别出机杼字如其人。二人相遇，陈独秀毫不客气地对书法作了一番法帖和碑版如何结合的点评。看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尹默情绪似受到感染。他承认学书法取法不广，其字受仇涞之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陈独秀则说他父亲是写隶书的，从小叫他临摹碑版，少习馆阁体。沈尹默也同意陈独秀所说要具备了扎实的书写功底后再融合北碑，以避其粗鄙。
自此以后，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以及谢无量等常在一起以诗酒自娱。有论者写沈尹默因陈独秀评其书法“其俗至骨”而交恶一生，那是误传。
1910年，陈独秀在致苏曼殊的信中说：“去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尹默……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陈独秀对所处的环境和结交的新友似乎是满意的。1914年7月，陈独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在第1卷第3期上发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一诗，曰：
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
有天留巨眚，无地着孤身。
大火留金铁，微云皱石鳞。
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相忆两三人”之一就是沈尹默。可见杭州的这一段生活给陈独秀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沈尹默后来也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道：“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常走动，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谢无量等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学书都从“馆阁体”开始。馆阁体呈现的是乌黑光亮且整齐划一，是学政官所喜闻乐见的。同样起始于学馆阁体，陈独秀的字却以能见天质为指归，天生的反叛性格在陈独秀初学写字时就有所表现。十几岁的他在掌握了馆阁体之后就坚决反对专写馆阁体，后深研碑版，因而他的字线条洒脱流畅，行笔不拘，行、草、篆、隶皆能达纵笔挥洒并臻妙境。诚如清代书法家赵之谦所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
陈独秀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如楞严棒喝，令后者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发奋异常，注意指实掌虚腕平的执笔法，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两三年后，沈尹默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诸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学行书。
1912年春节，杭州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坤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何鹬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推荐沈尹默到北大任教。出于各种原因，至1914年沈尹默才北上任北京大学教授，旋即受蔡元培委派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沈尹默非常敬重陈独秀这位诤友。1916年底，陈独秀到北大办事，在校园偶遇沈尹默。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沈尹默便把陈独秀在北京的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随即赶赴陈独秀住处，诚邀他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而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沈尹默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但他没有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沈尹默 楷书四条屏
1932年因不满国民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沈尹默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抗战开始，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因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抗战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鬻字为生，自甘清贫。
回顾沈尹默的一生，社会舞台只是寄存其躯壳，他的灵魂似乎专属书法。
1909年以后沈尹默潜心入碑。工夫不负有心人。沈尹默这一下苦功，便是23年的时间。从25岁至48岁，他取法于汉魏六朝隶楷及北碑，从此打下了较为深厚的书法根基。沈尹默这时期的书风运笔迅起急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撇捺重顿。其字体结构疏密自然，纵横倚斜，错落有致。沈尹默自己意识到，欲剔除书法中的俗气，唯有临习碑体才能矫正，若以帖医俗，难免会俗上加俗。沈尹默毕竟学养丰厚，他审时度势，看到明清以来帖学衰靡，若不注入碑学的新鲜血液，恐怕更难扭转颓废的帖学走向。值得庆幸的是，沈尹默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下足苦工夫，书风果然为之一振。
据沈尹默《自习的回忆》记载，自临遍北碑后开始学写行草，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人，上溯二王书。因为在这时期买了米老《七帖》真迹照片，又得到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日本所藏右军《孔侍中》等帖本的照片。他又时常到故宫博物馆院去看唐宋以来法书手迹，得到启示，受益匪浅。上下数次出帖入碑又出碑入帖，沈尹默书法审美取向明确归宗二王。
1939年，沈尹默临习的《兰亭序》，其笔法已臻纯熟，非一般帖学书家可比。特别是当他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摹习“二王”之后，其书迹由流丽而显沉著，笔势愈发老练而精到，牵丝的运用十分细腻而委婉，显示出“笔笔中锋”的功力。上世纪60年代，已经出帖的沈尹默亦追求晚年之变，用狂草、章草笔意来补救其行书的一味秀逸。用苍渴的墨法来补救其一味润朗的丰神。用跌宕的似乎较为快速的运笔来补救其一味流静的内敛。现代书法史上，书法大家均有超群的天然。若就所下“工夫”而言，沈尹默则可以说是第一人。
同为现代书坛的风云人物，沈尹默所走的书学道路，与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等人均不同。他不是入碑出帖，而是出碑入帖，最终入帖又出帖，成为现代帖学的开派人物。有学者指出，在帖学体系处于被碑学全面抑制的状态时，沈尹默在20世纪30年代书坛的崛起，打破了碑学的语话霸权，推动帖学走向复兴，并由此奠定了现代书坛碑帖并峙的基本格局。沈尹默也由此成为现代帖学的开派人物。
沈尹默对前人书论颇多阐发，于笔法、笔势多有创见。他的书法理论著作多发表于1949年以后，如1952年的《谈书法》。1955年的《书法漫谈》。1957年的《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8年的《学书丛话》。1960年的《答人问书法》。1961年的《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和《和青年朋友们再谈书法》。1962年的《谈中国书法》和《怎样练好使用毛笔字》。1963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一）》。1964年的《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二王法书管窥》。1965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二）》。1978年的《书法论丛》，1981年的《沈尹默论书丛稿》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尹默是陈毅进城后第一位拜访的民主人士。他曾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是周总理任命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新中国建国10周年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设宴招待沈尹默等几位老人。沈尹默建议说：“陈老总，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了。你对围棋很重视，已有了专门的组织，那对书法为何也不抓一抓呢？日本现在练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怎么与人家交流？”沈尹默返回上海后不久，陈毅托上海市人民政府转告，说已向毛主席汇报了沈尹默的建议，中央同意在上海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
1961年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正式成立，沈尹默任主任委员，郭绍虞、潘伯鹰等任副主任委员。至此，中国的书法篆刻终于在艺苑获得了其应有的身份和地位。
可以说沈尹默的一生与现代中国文化复兴是紧密相关的。他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尤其对中国书法艺术和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沈尹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书法家，作为一名出身于清封建官宦家庭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名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民主主义人士，他始终以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作为其立身、立德、立言的三大精神支柱。沈尹默认定书法笔法不是某一个先圣先贤根据自己天才凭空制定出来并要后人遵守的。书法笔法本来就在字的一点一画中天然存在着，由人的手腕作合理的动作和使用适当的工具相结合，在两种条件合理互动中才自然地形成，而在字体上生动地表现出来的。所谓的笔法就是这样的规律，不同于清规戒律，可因可革，可损可益，而不是一定要恪遵的惟一大法。法无定法，只有遵循着内在规律去做，书学才有成就和发展的可能。沈尹默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定笔法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潜藏在历代名家遗存的各种名迹之中。
他毕其功于一役，数十年凝神静思地直面历代传世的名碑名帖，从静止的点画中去寻绎出动态的毛笔运动的轨迹，并且从古代玄奥晦涩的笔法理论中去寻求佐证，再以亲身的实践来验证这种笔法运动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从而整理成言之成理、通俗易懂和切实可行的笔法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笔法理论是传统笔法理论的再发现和再创造，是能够演绎和还原历代各种名家名迹的，是一种更实用和更具自主意识的科学阐释。
郭绍虞曾高度评价沈尹默的笔法理论，指出：“艺术原是从实用中来，书法艺术之与实用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由于从实践中来，所以不应说得太玄妙。由于是一种艺术，所以又和其他艺术一样，不能不讲究基本功。可是，昔人之讲书法，不是说得太玄，教人无从下手，便是示人以难，使人不敢问津。即使有些理论比较切实可行的，也往往为了古今用语的不同，使人有无从理解之苦。尹默先生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前人的书法理论中去芜存菁，加以汰选，同时又深入浅出，加以阐说，结合着自己数十年之经验，所以推陈出新，能有独到的见解。”
可以说，郭绍虞完整而概括地肯定了沈尹默对笔法理论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