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沉睡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它给中国书法界带来了怎样的震动？ 汉简书法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一直影响到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创作。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千呼万唤中，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会徽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高度融合了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特征，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特别是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汉简书法的形式写成，堪称神来之笔。
这大概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变成中国风格的书法字，而敦煌汉简书法那种古朴、率真、洒脱的特点，不仅与人类的伟大梦想——奥林匹克运动合拍，而且和中国印一脉相承，浑然一体。1907年，当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刚刚发掘出写有汉字的木简时 ，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引起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
在流沙中掩埋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立刻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斯坦因无意中打开了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那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墨迹。首批789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很快将这批新出土的汉简编辑出版。我国文物收藏家罗振玉知道了这批资料在沙畹博士手上的时候，就写信给他，希望对方能够把这些图板资料提供给自己，做些研究，后来沙畹博士就把这批资料寄给他了。罗振玉如获至宝，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1914年，两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坠简》由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
《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做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连一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
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当时的中国书法界正在寻求行草书的大变革，但苦于找不到传统的借鉴。行草书的源头在汉代，而当时人们看到的汉代书法都是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在敦煌汉简出现之前，许多名家都曾怀疑过王羲之传世书法《兰亭序》的真假。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留下来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露端倪。
斯坦因之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高峰期，数以万计的汉简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出大批汉简，总数多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十简》和《仪礼简》；1973 年至 1974 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出土汉简 2万余枚，又称“居延新简”；1979年，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又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烽燧，出土汉简 1217枚；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汉代简牍27000多枚；
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 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5／6。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
掩埋在漫漫沙海中的木简，历经2000年而不朽，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无意中成全了数以万计的汉代书法原作。
这些貌不惊人的木简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密码？它为什么100多年魅力不减，让几代考古学家、书法家们为之心醉神迷呢？2009年秋天，敦煌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再次来到被斯坦因遗漏的马圈湾遗址，想看看斯坦因究竟遗漏了什么。敦煌博物馆馆长付立诚介绍:这个马圈湾遗址是在1907 年斯坦因在中亚考古调查中间被遗漏的，1979年的文物普查发现了这个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考古中间共发现汉简 1200多枚。这个遗址在当时规模比较大，有可能是玉门侯、玉门侯官住的地方。
西汉时期，为了打通西域，清除匈奴边患，汉武帝先后三次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经营河西，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线，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 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前 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汉朝在屯兵戍边的过程中，沿汉长城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侯望系统，《汉书·赵充国传》描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汉简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遗物，它们的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现知纪年最早的汉简是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 98年），最近的纪年简，为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前后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例行公文及吏卒名籍、出入关登记等各式簿籍，还有买卖契约、往来书信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河西地区长城沿线的汉简大部分是就地取材，以胡杨木、红柳、白柳木居多。单行文字的叫简，多行文字叫牍，多枚汉简用麻绳串起来叫册，还有一种削成三棱、四棱或八棱的叫觚。觚是练习写字用的。
敦煌汉简的发掘似乎永远不可能穷尽。最近的一次重要发掘是在2009年 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马圈湾以南的湾窑墩烽燧，发掘出一枚迄今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封检。这支封检上的书法墨迹如新，字体已经接近楷书了。纸寿千年。历代书法家莫不渴望直接看到古人的真迹，以领略其笔墨神韵。而唐代以后，连王羲之的书法真迹都已消失殆尽，何况更早的汉代遗墨。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幸看到过当时发现的汉代简牍，他大为震惊，认为“河间简牍乃书法之祖”。但限于当时的保存条件，这些简牍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到。后人只能通过摩崖石刻和拓本、法帖来学习古代经典。
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人们不知道汉代人是怎么写字的。专家们也只能根据汉末的山东碑刻，比如《史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去揣摩汉代人怎么写字。
敦煌汉简的大量出土，加上现代文物保护技术的进步，照相印刷技术的发明，书法家们随时随地零距离面对古代墨迹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穿越时空的隧道，拂去岁月的沉沙，汉代书法的全部秘密袒露无遗，长期困扰中国书法的众多谜团终于真相大白。那么，两汉时期的人们究竟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为什么数万汉简上的书法都达到了令后世仰之弥高的艺术水准？这些不留名的书法家们为什么能够完成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是汉代识字、练习的教科书《苍颉篇》的第一章，是当时在这烽燧上戍守的书左临摹练写的。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汉代对书法教育的高度重视。而数量如此众多的书法家群体的出现，则得益于汉朝以书取仕的文官制度。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制定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就是说，字写得不好，甚至会丢了官帽。这些汉简行笔婉转自如，流畅奔放，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显然，书写者具备了高超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汉简的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时间，这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学术上叫"隶变"，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到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在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汉代，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东汉学者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秦末至汉初，西北前线"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草隶，趋急速耳。"军情紧急，容不得戍边将士们用古隶书一笔一画地写，他们就采取"减、省、连"的方法，加快了写字速度。于是，前线往来的公文、书信中出现了书写较为草率的隶书，这就是"隶草"。隶草逐渐成熟，就解散了隶体，发展成"章草"，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草书。长期以来，人们大都以为先有了正规的楷书，然后是行书，最后才发展到草书，书法的练习也严格遵从这个顺序。然而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它揭示出先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有行书、楷书的书体演变过程，与现行的书法观念大相径庭。
章草的成熟，标志着汉字从书写工具开始变成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自我的艺术。书法界认为，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五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创造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且两千年来没有突破。五体书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华大地，在中国人民的心灵当中定格了。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具有5000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历史命题。上世纪初，康有为曾经掀起过碑学革命，以打破唐代以来的帖学传统。
书法大师沈曾植最早尝试借助敦煌汉简进行变法。他把简牍中行草的笔法，融入到碑版书法中，最终在行草书的变革上取得了突破，创造出一种古朴厚重而又自由奔放的行草书，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