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中国现代壁画艺术复兴运动的转折点。首都机场壁画创作被赋予了超越艺术的时代风向标的含义。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从表现手段到制造工艺，都呈现出多样化、丰富性和产业化的趋势。今天的中国公共艺术家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因为公民社会的出现将大大推动公共艺术的发展。当下公共艺术更加关注艺术所面对的新问题，如：民族与国家、人与自然、理想与现实、公共传播与个性语境等。
中国壁画当以历史作为最重要的坐标和资源
袁运甫被誉为中国现代公共艺术的主要奠基人，所谓公共艺术，简单地说，就是指在公共开放空间中进行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壁画是公共艺术的代表，袁运甫对中国现代壁画的发展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他一个甲子的创作生涯，始终都没有离开壁画艺术。
早在远古时代，壁画已经作为描绘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状态的艺术形式出现，时至今日，作为公共艺术的壁画，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效应。中国的壁画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确立公共艺术这一概念的时间却不长，公共艺术概念被确立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社会走向文明和公民化社会的现实反映。因为公共艺术与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紧紧相连，透过它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可以更形象地折射出中国绘画、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接受本报访问时，袁运甫说：“近百年来，以壁画、雕塑、公共装饰艺术为代表的公共艺术，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在完成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起到了独特的社会作用。”他提出，公共艺术特别强调对重构传统文明的信念，“历史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坐标和资源！”
壁画能够生动准确地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精神文明状态……“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复兴运动”被赋予了超越艺术的时代风向标的含义，标志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创作人文精神新时代的到来
谈到壁画，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敦煌、汉墓，或者是欧洲古老教堂中的名家名作。袁运甫说，壁画能够生动准确地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精神文明状态，“中国是壁画的国度。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远自先秦以来，绵延两千余年的历朝历代的壁画和公共艺术遗存。从汉代的‘非壮丽无以重威’，到近代鲁迅先生提出壁画‘最能尽社会责任，属于大众’的看法，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们如何重视壁画和公共艺术的作用与文化力量。”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完成。壁画总面积将近500平方米，包括《哪吒闹海》、《森林之歌》、《民间舞蹈》、《科学的春天》、《白蛇传》、《巴山蜀水》等7幅。壁画样式涉及传统重彩画、传统水墨画、陶瓷拼镶画、腐蚀玻璃画、磨漆画、丙烯画、油画和贝雕画等。这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创作影响深远，被称为“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复兴运动”。
作为此次大型艺术创作的重要参与者，袁运甫回忆说，1979年，是中国现代壁画艺术复兴运动的转折点。
“当时，在老一辈艺术家张仃先生的领导下，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为主的艺术家们为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创作了一批公共艺术壁画作品。主题包含历史典故、祖国山河、民间神话和科学精神等多个方面。”那正是中国人打开思想禁锢、睁眼看世界的时候，艺术家们的创作思维和创作热情也刚刚得以解放，而首都机场的壁画创作作为一个著名的美术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杜绝了以政治挂帅、三突出、形式同一化的创作方法，有很多过去不曾有过的突破。”首都机场壁画创作被赋予了超越艺术的时代风向标的含义，标志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创作人文精神新时代的到来。可以说，这是公共艺术感应社会脉搏并影响时代进程的一次集中体现。
以壁画、雕塑、公共装饰艺术为代表的公共艺术，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在完成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
回顾过去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以壁画、雕塑、公共装饰艺术为代表的公共艺术，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在完成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对此，袁运甫提出，要从几个历史阶段来考察公共艺术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
“首先是从1949年说起，当时提倡文艺为社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因此，艺术界开展了大量面向农村、工厂和基层机构的公共艺术创作活动，形成了第一轮中国壁画运动的高潮。”袁运甫回忆说，那时，艺术家深入到农村和工厂第一线，在墙上绘制表现大生产的壁画和宣传招贴画，使这一艺术形式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审美普及和教育功能。另一方面，一大批公共建筑，特别是北京的十大建筑，天文馆的天顶画等国家形象工程建设，也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确立了中国公共艺术为国家服务、为民生服务的基本格局。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已经设立了壁画艺术专业。“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墨西哥和智利壁画家先后到中国访问。他们带来了南美，特别是墨西哥壁画运动的介绍，中国的壁画家们看到后十分兴奋、热血沸腾。因此，提出了国家应当更多地重视公共艺术社会作用的建议，并呼吁尊重艺术创作本身的发展规律。”不过，随着“文革”的开始，这一文化理想诉求没有得到实现。“‘文革’期间，中国现代艺术发展遭到了极大的伤害，创作严重背离艺术发展的规律。那时候也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活动，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途夭折了。我本人就为北京饭店大堂创作过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后来胎死腹中。到了1977年，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政府在全国选派艺术家参与创作。到了‘文革’之后，停滞多年的壁画、雕塑、公共装饰创作工作，才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与生活、与大众的关系也日渐紧密起来，包括壁画在内的公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共艺术所面对的空间越来越广阔。”袁运甫说，过去，公共艺术大多集中在“楼、堂、馆、所”，后来，开始向社区、公园、街道等公共场所扩展，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内涵。
“在表现形式上，公共艺术开始更注重环境、建筑与城市化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表现手段到制造工艺，都呈现出多样化、丰富性和产业化的趋势。”袁运甫认为，上世纪后20年公共艺术的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加迅猛，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十分频繁，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信息文明、工业文明的力量让地球各部分的关联性更趋紧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因此，在袁运甫看来，今天的中国公共艺术家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因为公民社会的出现将大大推动公共艺术的发展。“同时，公共艺术在伴随国家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更加关注艺术所面对的新问题，如：民族与国家、人与自然、理想与现实、公共传播与个性语境等。”
当代公共艺术家正在逐步建立一个体系，试图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叙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看法……首先特别强调对重构传统文明的信念
伴随公共艺术的发展走过数十年的袁运甫，曾经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为北京建国门地铁站创作壁画《中国天文史》，为世界公园门口创作彩色花岗岩拼镶浮雕壁画《世界之门》，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锻铜贴金箔的壁画浮雕，为中华世纪坛大厅创作花岗岩拼镶浮雕壁画《中华千秋颂》，为全国政协创作花岗岩浮雕壁画《高山流水》……多年来，他的艺术创作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并且通过个人的实践来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创造经验和成果。
袁运甫告诉记者，近10年来公共艺术的实践给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奥运会的中国风格与国际化语境的创新研究，世博会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公共艺术与城市生活的可持续性研究，国家政府公共艺术形象研究，关于社区、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研究，宗教艺术的公共现代性研究，等等。“我们正在逐步建立一个体系，试图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叙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首先将特别强调对重构传统文明的信念。历史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坐标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