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彦先生是一位妙人。在上海，书画、评论、文学界都有他风趣的声音。饭局上如有他在场，会增添几分快意。他在《明报月刊》上写了十年的专栏“吾师吾友”，是当代艺坛的世说新语。
谢春彦的父亲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17岁时逃婚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参加广州起义，后又到上海参加十九路军抗日。谢春彦9岁时，父亲要求转业回老家。家乡的田野、青纱帐、清贫朴野的民风，让谢春彦流连，家里则几乎到了常常断炊的地步。肃反扩大化时，父亲被抓，外祖母托人把谢春彦带到上海。谢春彦在上海有寄人篱下之感，课余常去逛旧书铺：“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刊物很便宜，老的《万象》是柯灵他们主编的。这些东西对我还是蛮有影响的，因为这里不但有诗文，也有很多画，而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画是蛮有活力的。我后来认识的老师辈，像叶浅予老师的画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学者、黄宾虹研究专家王中秀先生是我初中班上最要好的哥们，我们曾在旧书铺里以少年之身于故纸堆中，最初惊艳于他老人家无处可卖的黑。”
1957年，谢春彦在徐汇中学读完初中，考入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后归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学校师资相当雄厚，谢春彦回忆：“当时上海美术界最大的右派俞云阶先生，我的好朋友陈逸飞是他的学生。他的夫人朱怀新也是非常优秀的油画家，在那里教我，还有其他老师，是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刘海粟早期的学生。在那三年当中，我也热爱文学，但主要爱好倾向于美术。”谢春彦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漫画。他记得最高的稿费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张漫画，拿到14元，当时看来是大数目。“吴湖帆等老国画家生活很艰难，美术家协会为了救济他们，让他们画扇面，画一把扇面的价钱是两毛五分，交上去，审查的人说画得不好，还要赔扇面的钱。这些扇面现在如果拍卖的话，像吴湖帆的作品，最少几十万元一把。我们小孩子拿到十几块钱的稿费就不得了啦。而且，那些老画家几乎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在报上发表作品。”
1960年，谢春彦毕业后到闸北教书，还想考美术院校，但出身不好，只好读了两年“红专学院”。由于生性热情，谢春彦认识了很多老一辈画家。上海中国画院的黄幻吾是高剑父、高奇峰的学生，谢春彦跟他学了一段时间岭南派，不能受用，终于弃逃。当年报社、出版社是美术创作的重要舞台。谢春彦是几家报社的通讯员，认识了画家刘旦宅、戴敦邦、陈逸飞，一起被组织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搞专栏、创作。
1980年，上海组建《文学报》，谢春彦受调去当美术编辑，认识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像上海的陈村、白桦、王小鹰、王安忆、陆星儿、程乃珊，北京的王蒙、刘绍棠、苏叔阳。谢春彦画了很多文学作品的插图。他说：“文学作品的插图近二十年来不被重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版社印小说或诗歌，画插图会增加成本。第二，画文学作品的插图要比画商品画难一点，报酬却相当可怜。我画得非常多，也比较有兴趣。刘绍棠、王蒙、钱文忠、易中天、陈村、卡夫卡等我都画过。我不在乎稿费，因为文学作品无论从构思还是技巧上都有很大的挑战性，不容易画好。”
在《文学报》待了十年后，谢春彦到了上海中国画院。回顾工作经历，谢春彦自嘲基本上是不务正业。“我也徒增老大，没有什么成就，做的事倒是比较多，除了画画，还写文章。上海美术评论比较薄弱，因此我就写得比较多，有时候也写诗。但是我没有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我们应该学知识的时候就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系统是比较混乱的，所受的文化营养比较杂，所以就成了一个杂乱家。”
谢春彦是文化界的热心人，一向兴致很高，但近来有点失望。他和何满子是忘年交，何满子去世前几年，谢春彦总爱去看他，“他到了后来也不大有兴致，因为写得比较尖锐，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我写那些狗屁诗、那些评论，画那些画，但最近有点悲观，有什么用呢？现在的书画界非常热闹，弄名弄利，好像不是我的追求。我现在对书画没什么好谈，大部分的人已经堕落为势利小人。倒过来想，也不能太感失望，人活着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我有我的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