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发布了7项重大成果，其中，有不少“改变认知”的新发现——
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以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实证；
中国早期泡碱玻璃的源头与传播，以科技证据链重构地中海玻璃技术的传播模式；
青海省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出土王冠保护修复，首次完整复原吐蕃时期王冠形制，实证丝路多元文明互鉴；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合金技术和矿料来源，进一步掀开夏代都邑的神秘面纱；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中国的精细化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保护协同理念及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中国本土不仅有葡萄，而且有着悠久的利用史
提起葡萄，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水果。目前我们所食用或酿酒用的葡萄，也的确是外来的欧亚种葡萄。
其实，中国本土不仅有葡萄，而且有着悠久的利用史。葡萄属植物有60余种，我国存在约38种，是世界三处野生葡萄集中分布的中心之一。古人如何利用本土葡萄，是否对其进行过人工栽培？它们在外形、口感上与欧亚种葡萄有什么区别，是否在欧亚种葡萄传入后就被完全取代？植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钟华带领团队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作为本土主要的核果类植物，葡萄属遗存在我国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址中均有发现，出现时间从距今万年左右的农业起源时期，一直延续至汉代以后的各历史时期。我国出现欧亚种葡萄最早的证据，是发现于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的葡萄藤，距今2000多年。古代文献记载也表明，欧亚种葡萄在西汉时期已经被带入内地。
长期以来，学界多视葡萄属为野生的采集类植物资源。真是如此吗？钟华团队选取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唐宋（辽金）时期3个关键时间段，对国内考古出土的葡萄属遗存进行了梳理研究。
“3个时期葡萄籽的形状和大小均未发现明显的差别，但其分布规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民利用资源的不同方式。”钟华介绍，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葡萄属遗存在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等关键区域的集中出土，显示先民可能已经开始了对葡萄属植物的人工栽培，这与当时农业的高度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遗址和区域间的频繁交流有直接关系。
而在一系列辽金时期城址中都发现了本土葡萄属种子，证明本土葡萄的利用至迟在唐宋（辽金）时期仍在延续。“辽上京金代出土的本土葡萄的灰坑位于普通民居区，河北宣化辽墓中曾出土一串已经干瘪的欧亚种葡萄，说明其曾为辽代贵族日常食用。”钟华说，由此可知，西方葡萄传入后，并没有完全代替本土葡萄，两者曾长期并存。
科技复原罕见陶质唐代龙首，龙首形象为此前未见
2024年10月，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古州城遗址考古中发掘出土了两个罕见的陶质唐代龙首。龙首在一处唐代高等级寺院建筑遗址旁边的砖瓦坑中被发现，应为房顶建筑构件中的垂兽或戗兽，分别被称为9号龙首和10号龙首。国内现存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其建筑装饰也大都被不同时期的修缮更替殆尽。唐代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目前仅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且不太完整。
此次出土龙首盐析情况严重，10号龙首碎裂成了上百块，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带领团队对此展开了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超声波清洗、纯净水脱盐、烘干、彩绘成分曲面荧光分析……团队用科技手段给龙首做了全面“体检”和“治疗”，还原了龙首的本来面貌，还揭示了其制作工艺：陶胎的羼和料有秸秆和碎陶块，烧成温度约为686摄氏度；龙首表面大面积使用含铅白色颜料进行绘制，并用含锰的紫黑色颜料绘制眼珠、含铜绿色矿物绘制眼线，十分精美。10号龙首牙齿部位还发现了陶工的指纹。
“9号龙首应为垂兽，10号龙首应为戗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建筑垂脊宽度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想象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龙首大气庄重，复原的龙首形象为此前未见，为龙文化形象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是雄安新区千年文脉的重要载体与实证。
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下设18个子实验室和5个联合实验室，领域涉及碳—14测年、古DNA、同位素分析、文物保护修复等，是目前国内科技考古界涵盖范围最广泛、最全面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