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通妻陶贵墓志》又称《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士行参军张通妻陶墓志》，正书，十九行，行十九字，有方界格。隋开皇十九年三月（公元599年）刻立。清末出土于陕西咸宁，相传原石久佚，原拓极少，故有重刻数本。对该墓志的著录见于《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1901年)、《集古求真》(1923年)、《八琼室金石补正》(1925年)、方药雨的《校碑随笔》（1931年）、《陕西金石志》(1934年)、《咸宁长安两县续志》(1936年)、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1981年）等,墓志全文见《古志石华续编》(毛凤枝著,民国)、《关中石刻文字新编》(1935年)等。然而对于孰为原拓本、孰为重刻本一直存在争议。马子云、施安昌先生所著的《碑帖鉴定》上说：原石本，第一行下角未泐。又“司士”之“司”字钩笔未损。第三行“轩冕”之“轩”字“干”旁无石花。又易辨者，十四行“似莲”二字起，至十八行“秦川”二字间，裂痕一道，横出十九行之外。
此志书法用笔温婉秀逸，而又富于变化，显得仪态万方。结构端庄峻整。属传世隋志之佳构，可与《董美人》、《常丑奴》两志相颉颃，同时刻工精致，锋颖如生。出土以来评价极高，是临习隋楷的极佳范本。解放前上海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曾分别出版有石印本和珂罗版整纸本，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只是近年来知之者甚少，习之者寥寥。
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至于隋世，渐染南风，简要清通，汇成一局，遂以上承六朝，下开三唐。”大隋国祚虽短，仅三十余年。做为一个统一的王朝，无论在典章制度还是文化艺术上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书法亦然。隋楷总结了北朝刻石的森严峻利和南朝的婉逸姿媚，形成了用笔精到，结字匀称的成熟气象。所以无论是临写北碑还是唐楷，都应该深入研究隋楷，知其所从来，到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