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伪本和制作伪书的原因不同，伪托古人著书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般来说有三条。一是社会原因。由于历代兵燹动乱，自然灾害，典籍的散失与积聚变动极大，原书佚失，后人据记载而伪造古书。二是政治原因。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制造舆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伪托古人造假书。三是好事者所为，目的在於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扩大个人的社会影响，是为名利私欲所驱。这些都不是经济原因所使。版本作伪就不同了，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古书旧本的流传日稀和藏家的争购，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价值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伪者冒险的版本。确切的说，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而且伪造旧本需要具体、一般的物质条件，必须有与古本旧本形态接近相似的版本为基础。很难设想有谁能在一个与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乱真的程度。所以伪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征去古已远，作假很难。当然也有以明清劣本伪充明清善本的情况，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书》本冒充原刻本，但这在伪本中毕竟是次要的少数。
版本作伪是旧时代的怪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时代并不珍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难时，忍痛割爱，把藏书弃去。她“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数箧”。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况且那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据明万历间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条记载：“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
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蔺纸，或用糊褙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炉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虫于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类似的记载在其它万历间笔记札记中还能找到，这说明版本作伪之风当时已炽烈。乃至清代，宋元旧本更见稀罕，而且清人重视版本胜过明人，宋元旧刻更是身价百倍，书商制伪变本加厉。这在清人著作中屡见记载。郭麓《灵芬馆诗话》说：“近时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纸旧色。其无缺笔者，或另刻一二页，或伪刻年号以实之。”蒋光煦《拜经楼藏书踢跋序》说：“旧刻旧抄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画以就讳，剜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划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民国时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书商还专门雇佣工匠来制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专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里手也上当受骗。解放后，通过对旧书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旧时代的罪恶才从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版本作伪活动，毕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少难以鉴别的赝品。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现在仍需学习掌握版本辩伪方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