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美国多年的白谦慎先生在他的新著《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切入这一问题的角度。作者无意于加入具体的争论，他关心的问题更为宏阔，他为争论的双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的平台：什么是书法的经典？一种本不属于经典的文字书写在何种情况下有可能成为十分的经典？
作为一位以17－18世纪中国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白谦慎对碑学是如何兴起的有着更为系统的认识。事实上，碑学最早的鼓吹者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他是比较早的讲究篆隶古拙趣味的艺术家。白谦慎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史实，傅山不仅对学童书写与成年武夫的书写十分激赏，他甚至可能临摹过那样的“奇奥”之作。不过他也曾经说过，那些“大散乱”、“奇奥”、“天倪”的趣味是不可合，不可拆的，文人无法“代为整理”。傅山所激赏的“趣味”正是今天崇尚“民间书法”的人们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然而，白谦慎通过众多的个体实验——包括对今天的儿童和中外成年的书法初学者的观察，以及对当代普通人书法——那些发廊的招牌、小饭馆的通知、工地上的标语、街头公共厕所的指示牌的实录，与提倡民间书法的人们奉为圭臬的敦煌杂抄书迹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进入楷书系统以后，只要是学童或者成年的初学者，古今的书写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那些字可以说是“无古无今”的。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要与古为徒，为什么不去学今天的普通人的书法？在这本著作中，作者通过一个虚构的“王小二的故事”，来揭橥书法家、书法家协会在面对千千万万的王小二们（人人都会写有趣味的字）要求进入体制内并且享受体制优待时的矛盾、愤怒与恐慌。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引发的问题在现实中却未必不存在。古代的王小二们已俨然成为经典，被人们欣赏、学习、膜拜，今天的王小二们为什么不能？很显然，尽管今天的王小二的书写可以与一千年前的王小二的书写互置，但并不能马上被我们接纳。因为如果承认今天的王小二们都是书法家，他们的涂鸦都是经典，那么以精英自居的书法家们的地位必然受到威胁，利益必然会被要求分成。这是他们不情愿的。
问题还没有结束。如果说只是青睐于那些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为什么要紧紧攥着“民间书法”这个概念不放呢？提倡者声称“民间书法”体现了“平民精神”。在书中，白谦慎仔细剖析了“民间书法”这一概念的来源、使用者所企图涵盖的文字遗迹，指出这个概念的名实并不对应，而且漏洞百出。如果从书写者的社会身份来判断何为“民间书法”，古代许多无名氏的书法并非都出自社会底层的人们之手。如果以书写形式上的通俗易懂来作为标准，则古代那些被今人视为“民间书法”精华的砖瓦铭文并不为当今一般民众所熟悉。那么，为什么不寻求一个更准确的概念呢？关键在于，使用“民间”的前缀可以冠冕堂皇地利用历史记忆资源——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拉近与当代文化背景的距离——“平民精神”不仅具有现代人文色彩，更容易获得有购买力的大众的好感，从而顺利占据文化市场。“民间”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策略！
不过，白谦慎的研究似乎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一位优秀的书法家，他可以使用纯艺术的语言来讨论“民间书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出身的艺术史学者（由比较政治转行学艺术史），他又不可避免受到艺术社会学的影响。因此，他在书中似乎一直力图在两个不同学术传统中寻求平衡。当他以纯艺术的语言来讨论书法时，审美的判断似乎是纯粹的，有自己的规律，不受外界的影响；而当他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书法界的“与古为徒”的现象时，他又对社会体制予以高度的重视，并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艺术是一种社会统治的手段，它时刻受到经由政治、经济中介而带来的文化权力的制约。正如书中两次引用的杨小滨《博物馆》一诗中的诗句所说：“但是活的群众从来不被收藏/因为他们太不整齐，毫无经典性/那时的青春，那时的劳动/饥饿在观赏中变得美丽。”当浸透着普通人的青春和劳动的普通物品成为过去的时候，它上面的汗水干了血迹也褪了的时候（成为“古董”时），象征权力与财富的收藏活动才会向它抛去眉眼，人们从中发现了“美”。一块普通人书写的“娟娟发屋”的招牌引起了白谦慎的兴趣，他用相机拍下了它，并成为他的思考、研究、写作的契机。但在经典形成的问题上白谦慎却遇上了这样的问题：过去那些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在今天成了经典，而今天随处可见的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却弃之如敝屐？不过，白谦慎在激赏今人“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时，他实际上已经承认这种书写虽然还不能进入艺术的经典，但完全可能在当代人的眼中变得美丽。那么，这究竟是美的规律还是社会的权力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