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但他究竟不同自然科学，“一加二是三”，“氢二氧一是水”。而鉴定工作，则常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不正不公的，我初步得出了八条：
一、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最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最逼真，康熙也最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二、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最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首先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最便宜(价最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三、挟长。前边谈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何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四、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这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至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
五、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
六、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独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八、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最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