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岁１２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教授通过文物馆长高美庆博士发出邀请，约我在今年二三月间前往作学术演讲，题目自拟，非常荣幸。
首先要说的是演讲安排的时间，正好是南国群芳竞妍，春意醉人的季节，对我冰封雪飘的北国人说来，别有一番感受。再说是演讲题目自选，使我不受客观范围的局限，可以就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加以发挥，也许可望多少避免一点说教的气息。自然，一件事物无论如何总不能没有局限性，只不过大小轻重不同而已。
我搞博物馆工作四十余年，深知历史艺术科学的研究对象，浩如烟海，实难穷究，而且愈是深入，发现的问题愈多，亟待探讨的课题与日俱增。所以说，从事我们这一行的注定了活到老，学到老，这是由于事物本身提出的要求，谁也无法回避。况且，个人的生命有涯，每门学问都能精通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就得有所分工，专攻一门，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探赜索隐，把每一个问题都搞得十分透彻。在博物馆古器物学中，我侧重中国古代书画史的研究。如果说是较其他门类简便省力，则大谬不然。任何一种学问，各有其自身难度，从表面贸然断定，必将失之偏颇，反而于事无济。这几句开场白，也许纯属多余。一般习惯作文开头，大都有自序或弁言，交代主题意识，使读者听者有一条线路可寻。于是，就我历年在接触古代书画作品中，所碰到的若干问题，有选择地提出个人的一些肤浅认识，就正于学者、专家和同道之前，抛砖引玉，不胜厚幸!
可不可以这样提问题：古代书画作品派生出来的鉴定活动后于欣赏行为?我国伟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观览壁画和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都属于直观画面上欣赏范畴的文赋。到魏晋后卷轴书画日趋发展，鉴藏之风应运而起，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撰的《云台山记》，亦与鉴定无涉。此处必须明确一点，即鉴赏与鉴定似属同一范畴，实则未必完全一致。
欣赏是从主观出发，自己认为符合审美条件的，能够移情悦目的，都可以随着爱好行事，他人不得干预。至于鉴定方面，尽管其中包含欣赏审美的成份，但它要服从书画作品的真赝为前提。也许真的未必如赝品“美好”，可是，此中存在一个客观因素在内，两者相混到了难于解开时，还是要服从真赝的判断。千百年来，为一些传世古代书画作出真赝的结论，谈何容易!据我们所知，历代著录对此都做过艰苦的整理功夫，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如上面所说，一切事物皆有其局限性，由于某种因素或材料不够完备，作出的结论，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缺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责备前人，也不苛求今人，首先要有虚心谨慎的治学态度，勤于求证的坚持精神，如此，也只能做到少出误差。我说的虚心谨慎，不是放弃主观意识，与之相反，当你经过多少研究对比以后，自信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将导致相反的结果。
人们对欣赏非常关切，它可以移人情操，添快感，常使心情舒畅，裨益不浅。从事欣赏的人，往往逐渐进人鉴定的领域，但不等于所有惯于欣赏的人都可以臻此境界，主要是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强求。事实上，欣赏者的比例始终占绝大多数，而娴于鉴定者，毕竟还属少数。此种畸形现象，自有其历史根源，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固非轻而易举，一蹴即成的。在此，我须郑重声明，只是为说清楚两者的既相同又不同的关系，毫无重鉴定轻欣赏之意存乎其中。今天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希望出现更多的欣赏者，有助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提高，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富于情趣。关于这一点属于美学研究的范畴，非三言两语所能蒇事的，留待美学家去探索发挥。
此处，我单从书画鉴定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必须事先指出，鉴定对于书画史来说，关系至为密切，因为它主宰其真赝的命运。如果以真作赝，或以赝作真，都不能达到鉴定的目的。真赝事小，如被美术史和理论家引用，藉以论证有关重要问题，势必会得出相悖的结果。等于建筑一栋高楼大厦，其基层并不坚固，或者在一块沙漠地带，楼房自然建不起来，即使建起来也会倒塌的。由此来衡量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话又说回来，鉴定并不是一切，它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不是我们研究中国书画的最终目的。这一点，想必不至于引起误会。
我国书画鉴定，如上所述，先是从欣赏出发，逐渐进入辨识真赝的领域来的。因之，它本身先天就带有主观成份。欲从其中跳出，殊不容易。先决条件必须把丰富的经验通过理性的整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根据第一手材料，其次才是文献著录，最好是利用前人的成果，将其赝品和真迹对照，作一番比较研究，可望获致效果。历来的鉴藏家以及古玩店（包括国内北京琉璃厂、国外拍卖行在内）的专业人员，都是凭经验积累行事，像北宋米元章、沈括、黄伯思，元代赵孟頫、郭天锡、柯九思，明清詹景凤、顾复等少数专家，他们在著作或题跋中，都能据实立论，有一定说服力。时至今日，尽管流传的历代作品已逐渐遭天灾人祸而储存锐减，可是，客观条件已截然不同于往昔。所谓内府秘笈和私人珍藏，通过图像先后印制问世，国内外博物馆公开展出，此外，有关书画作品相继出版，对今天的研究工作甚为有利。
我们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亟需用它来加强并提高鉴定上的可靠性。如果条件成熟，群策群力，把书画鉴定推向科学的台阶，让有志于此道的人们，有所准备和借鉴，寻找一条轨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也正是千余年来许多爱好者长期努力的目标之所在。今天，文博界在鉴定古器物如青铜、玉器以及陶瓷诸门类，先后运用碳素１４、光谱光、元素分析等科技手段，基本上解决了它们的年代真伪问题，惟独对书画作品尚难借助这些科学手段。不过，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总可以逐步攻克多项难关，只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早晚可望其成，并非虚语。
书画鉴定固然得力于经验，经验属于认识范畴。从哲学的概念而言，认识分两个阶段，第一步为感性认识，由此而进入第二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相当于逻辑学上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个步骤，彼此的依存关系既分割又不可分割。有人停留在感性阶段，未可厚非；由此而欲达到理性阶段，却相当困难。但不是不可逾越，此中艰辛，过来人可以体会得到，有的未必能够言传。明乎此，我们在书画鉴定之先，思想上必须对各个时代的作品，要有宏观的理解，即时代风格的若干特征，要做到心中有数。假如有人请你鉴定唐代的作品韩滉《五牛图》，惟画上无作者名款（唐以前作品无署款之例），要求得出答案，怎么办?首先就是以原作所具备的时代风貌而定。根据敦煌石窟唐人壁画和卷轴作品描绘人物、走兽，画面极少衬托背景，造型结实而准确，每头牛的性格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其中正面一头的描绘手法尤为突出，说明唐代画牛的技巧已臻于至美至善的境界。再以宋代画牛名手阎次平、李唐作品对照，两者时代气息则大相径庭，泾渭分明。卷后赵孟頫三跋，经其所看到的唐画比较，肯定其为韩氏真迹。根据确凿，令人信服。同样为韩滉《文苑图》，原藏北宋内府，上有宋徽宗赵佶题签，画本身上又题“丁亥御札”，并押书，即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因为上有赵佶的肯定，故历代咸以为唐韩滉真迹。但事实上时代风格已背离唐时画风，不能一味迷信赵佶，此类情形当不仅此，待在后面章节阐述。唐以前的书画作品鉴定，由于不具名款，只靠时代风貌判定，固然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资料掌握多了，自然能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再如流传至今的北宋早期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原是《宣和画谱》著录过的巨迹，靖康后散人民间，到南宋张子约家，却定为唐吴道子之作。迄元代初，赵孟頫认定为《宣和画谱》中著录之武宗元所画，有宣和印玺可据。南宋张子约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年）将此图作吴氏笔，并非毫无根据。因武宗元技法出自吴生，且道家壁画粉本，世代相传，与一般创作有所不同，容易出现误差，可以理解。赵氏乃画苑董狐，故能独具只眼，洞察奥秘。
时代风格对鉴定古代书画的作用，上面列出几例，代表不同的性质，还有一些个别因素，留待后面探讨。这里，要回到书画家本人的作品风格予以论述。鉴定书画作品，首先是时代面貌的识别，也就是在宏观上必须作出的反映，惟每位作家各自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单是依靠宏观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之，就得辅之以每位书画家作品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亦即个人风格。对宏观而言，姑妄以微观为对称词。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在认识方面庶几得以趋于统一。单是统一起来，离开题解答仍有一定的距离。须知，个人风格，恰如其面，千差万别，所谓“文如其人”、“书画如其人”，当然指的是已经成名作家的作品而言。每位书画家大都有早中晚风格的不同，主题对象各异，使用纸张和情绪的变化等等，所有如此纷繁的因素，必需默识在胸，有如摄影的底片，用时从脑海中唤出，加以对照，不至于因一时客观改换，导致误差。例如明代吴门画家文徵明在赵孟頫大字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障图)诗》后补水墨米家山水，作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３９岁，固早年时所作，与后来成熟之作的风貌，判然不同。用它来衡量中晚期作品，岂不是缘木求鱼。远一点说，就五代董源本人的画风而论，并非一成不变，他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使用的是雨点皴、点簇为树叶，为其共同特色；他也另有一种画法，如《龙宿郊民图》（题名待酌）、《溪山行旅图》、《溪岸图》以长线条的“披麻皴”或名“麻皮皴”为主。山峦重叠，上面三图与一片江南平远之景有所不同，可是细寻用笔和总的面貌则是统一不悖的。考虑到画卷和立轴的形式，作者在构图上作不同手法的处理，应当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再如南宋画院梁楷的风格，他的《八高僧故实图》和《释迦出山图》来自李唐流派，而《泼墨仙人》和《布袋和尚》以减笔描法出之，两者大相径庭。个性的转变，盖有其蛛丝马迹可寻，可从中查找它的脉络。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实例，不胜枚举，它揭示出古代书画鉴定的前提，务必把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者了然在胸，灵活运用，方期在实践中发生有机联系。它好似航海中使用的指南针，离开它就会迷失航向；又如盲人瞎马，不知所归。
掌握书画的时代风格和每位作者的个人风格的重要性已如上所述，但不等于万事齐备。须知鉴定本身从属于实践，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积累多了，自会形成认识上的质变。所以说，书画鉴定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科学，有轨迹可寻，从前还没有人大胆提出这个命题。由于长期囿于欣赏的领域之中而不自知，甚至被别人讥之为“望气派”者有之，“著录派”者有之，就是不肯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上来，实属令人遗憾!
历史在不断发展演进，从前有许多事物不为人所了解，故神话得以寄生，自然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众人有目共睹，不用谈它。至于长期停滞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书画鉴定，理应利用当今的各种条件，推向新的台阶，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望气派”解脱出来，乃当前形势所迫，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话又说回来，此项任务极其艰巨，必须群策群力，众擎易举。
问题进入具体考察时，要求越来越细微，认识越来越深化。以时代性和个性为纲，同时联系到流传经过，诸家文献著录、历代鉴藏家的印记和题跋等等，它们都是从事鉴定的辅助资料。这中间有时出现各种作伪手法，兼之鉴藏者的眼力不逮，往往枝节丛生，扑朔迷离，从而导致这样那样与原作无法统一的论点，甚至作出错误判断。
第一，属于文献著录的问题。众所周知，明人的《宝绘录》中所记载的各时代作品，均属伪劣之迹，固不足论。就是为大家所公认有价值的《宣和书谱》，亦难免讹误。如唐人张旭《古诗四帖》，误作者为谢灵运，董其昌出而辨之，始成定案。清人安岐《墨缘汇观》为不少鉴定家所推许，仍不免有失误处。如范宽《雪景寒林甲》，安氏定为真迹。图为绢本，三拼水墨画，近《溪山行旅图》，惟在运笔诸具体描绘上则有出入，尤其树干上署“范宽”款，有乖程式。原作向藏天津张某家，视为拱壁，后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曾在各大报刊上大为宣扬，并彩印大幅发行海内外，影响显著。其所以如此，源于《墨缘汇观》著录所致。事实上，范氏已有《溪山行旅图》真迹传世，可供比较研究，可以认定《雪景寒林图》并非范氏手笔，个别专家以为明人之作，未必允当。观其墨气与绢素，可到南宋晚期。集历代古书画之大成的清内府汇编《石渠宝笈》共为三编，著录作品以万计，由于主持人员水平受局限，可靠性颇成问题，就现存海峡两岸以及国外所收“佚目”作品，真伪混淆。如早为人知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著录以伪当真，乾隆弘历题咏殆遍，几无下笔之处，而真迹完美无缺，诚乃大幸!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定为次等（赝品），实乃董氏传世代表作之一。元赵孟頫行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嶂图诗）》为赵氏平生少见之大字行书，极为珍贵，著录定为次品，弘历在卷首题“双钩赝作佳者”，是非颠倒，不可原谅。如宋徽宗赵佶《蔡行敕》，误定为太宗赵光义所书；元张渥为杨玛绘《竹西草堂图》，将作者误为赵雍；所有的宋人写经，全部当作唐人；所有《学诗堂》收藏的南宋马和之根据《诗经》绘制的十多卷作品，都作为马氏所画；宋高宗赵构书写诗章，事实上各图之间有优劣，书法个别亦不尽一致，且文中避到孝宗以后名讳。徐邦达先生有文论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姜斐德博士正在研究之中。可以肯定，著录的真实性不可全信。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一列举，仅举出几家著录、几件作品作为说明，使用各家著录，需要慎重，每件过筛，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公私鉴藏印记的问题。宫廷内府有一定的程式。唐以前以签押代印记，唐以后开始用年号印，但所见稀少，有“弘文之印”等。五代有南唐后主李煜收藏钤“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政和、宣和则以连珠年号印钤骑缝，前隔水赵佶瘦筋书题，偶在作品前书法用方形，绘画用椭圆印“御书”印，间或用“宣和中秘”、“睿思东阁”印，拖尾钤“内府图书之印”。金章宗完颜璟仿宣和制“明昌”、“群玉中秘”印钤库中藏品，并仿赵佶的瘦筋体书签。南宋每在书画作品后钤“绍兴”连珠印，元代用“天历之宝”、“奎章阁宝”、“都省书画之印”、“文宣阁图书印”及“八思巴文”印钤藏品。明初内府书画统由太监掌管，上钤“广运之宝”（宣、成、弘三朝通用），弘治有“御府图绘之宝”。作品右面编号并钤“稽察司印”半印。宣德以后历朝鲜钤印记，偶尔见之，然非通例，还不能与清代内府数量相比拟。由于乾嘉年间编纂《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各三编，在臣工审定著录过程中，同时加钤印玺，有基本模式，所谓有七玺九玺之分，从中有印记分出作品编人第几编，当时存放何处，释道类所有印记区别之。第三编乃嘉庆颐琰在位时编纂，统人第三编内，增钤“嘉庆御览”一印，将前面《石渠宝笈》初、重编印易为三编，别无更动。
至于私家鉴藏之印，不胜枚举，从前有王季迁先生与人合编印鉴一部，近年又有上海博物馆编印一部（上、下两册），似较完备，可供参考。但亦有遗漏，主要在海峡两岸故宫的大量藏品和国外博物馆收藏重要作品印记未能搜人，美中不足。除去宫廷的印记，私家的比例所占的分量相当可观，此处不可逐一记之，只能将常见的提供参考。唐徐峤有“东海”二字印，其子浩、踌用“会稽”印。窦蒙“窦蒙审定印”，其弟息用名印，李造“陶安”印，张嘉贞用“河东张氏”印……唐代藏印为数有限，在早期作品上偶然一见。北宋苏易简一家四世藏品钤“四代相印”、“许国后裔”、“墨缘”、“武乡之记”等印。米芾有“米芾之印”、“辛卯米芾”、“米芾氏印”，、“米姓秘玩之印”、“米姓翰墨”、“米芾元章”、“平生真赏”、“神品”。南宋驸马杨氏的印记在数方以上，其余如元代郭天锡、赵孟頫、乔篑成、鲜于枢、张晏、虞集、柯九思诸人，多以题跋代之。而元长公主祥哥刺吉所藏，钤“皇姊图书”印记。明初朱元璋第三子朱桐，在藏品上钤“晋府”、“晋国奎章”印；沐英后裔沐璘有“黔宁王印”；华夏有“真赏”、“华夏”、“真赏斋印”；项元汴鉴藏印记为历代诸家之冠，每件藏品上有《千字文》编号，还在重要藏品上钤盖印章达数十方之多，远远超过历代公私藏家。清代梁清标的印记有“梁清标印”、“棠村”、“河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玉立氏印章”、“观其大略”、“家在北潭”、“净心抱冰雪”、“无垢”等；孙承泽有“孙承泽印”、“退翁”、“退谷老人”、“思仁”、“深山闭户”诸印；高士奇有“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江村”、“淡人”、“竹窗”、“萧兀斋”、“蔬香园”、“生香乐意”、“简静斋”、“嗅香斋”等；卞令之有“卞令之氏”、“卞令之鉴定”、“仙客”、“令之清玩”、“式古堂书画记”、“式古堂”、“式古堂雅玩记”等；安岐有“安岐之印”、“仪周之印”、“安仪周家藏”、“朝鲜人”、“朝鲜安岐珍藏”、“安氏仪周图书之章”、“翰墨林”、“无恙”、“心赏”、“古香书屋”、“思源堂”、“御题图书府”等。还有不少鉴藏家的印记，未便逐一列举，所有印记作为辅助资料是必要的。但不能靠它们作为决定作品的绝对真赝的依据。更不必说以假印记混入，不可不辨，值得审慎。据闻项子京全套藏印流传下来，在琉璃厂某古董商之手。再今日照相，通过印刷制版术可以丝毫不差地翻出，手段优于畴昔。必需注意到使用的印泥问题，每个时代有所不同，唐代以水或蜜调朱砂钤印，直到元代后期改用蓖麻油调治，故效果判然，可作断代依据。再印泥有精粗之别，如清初耿兴公、梁清标、高士奇诸家藏印的印油特精，作假困难。
第三，作品的题跋问题。这与著录、印记同属辅助材料，有误题的，有掉换的，有作伪的等等。误题又可分为题者本人认识出现偏差，如金章宗完颜璟误题宋徽宗赵佶摹《张萱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实非“天水”（赵佶）之笔，乃画院高手所摹。传为李公麟《九歌图》，后有南宋洪勋等人题跋认定，但画风不属李氏，是南宋人作品；明人黎民表引首，高士奇题《马麟荷香清夏图》误为马远；误题《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为李公麟。梁清标在《唐宋元集绘册》中，误题尤多，如将《峻岭溪桥图》定为唐人郑虔，《玉楼春思图》作王诜，《仙山楼阁图》作赵伯驹，《溪山行旅图》作郭熙，将《江亭揽胜图》原有名款朱怀瑾而改作张训礼。所谓米芾《云山图》画伪，而董其昌题真；李嵩《海屋天寿图》，明莫是龙题真，画伪；赵孟頫《篆书千文》，大德元年款，高士奇题签，乾隆弘历重题引首，俱真，拖尾明人陈沂跋与赵氏篆书则属旧仿。米芾《天马赋》后有孙承泽、王铎两题皆真，但作品为钩填。文徵明《平庐草堂图》后明人文嘉、文肇祉、王穉登、张献翼题均真，画有问题。元任仁发《饮马图》后姚公绶跋真，画旧伪。李公麟《明皇击球图》，拖尾明初传著，吴乾及董其昌跋均真，画属南宋人笔。黄公望《砂碛图》拖尾姚广孝、魏骥、袁忠彻、徐守和、项子京等题俱真，画旧伪。以上列出一系列有关题记，初步可认为出于误题，原因是占有资料不足，或受习惯所囿，凡把白描作品一律当成是李公麟所绘。恰如米芾《画史》所云：“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霸）韩（干）韦（偃）、见牛即命名为韩混、戴嵩……”正是此意。其中题记本来为真迹作品而题，后来原本被人换掉，易以劣品，一分为二，以混淆视觉。还有就是明知原作不真，受画商或友人情托，不得已而题之，这些情况不可能避免。因此说，真题记可以起到判定真赝的作用，同著录、印记性质一样，只能是起相对的作用。所以，书画鉴定有个主从之别，主者为作品本身，从者乃辅助材料，对鉴定者本人至关重要。
所说的辅助材料，还有不少，如绢素、纸张、装裱诸端，都在鉴定者研究考虑之内。这里，从正面提出更为直接有关的几个方面，略加阐述，俾窥梗概。至于作伪的若干问题，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三言两语可能说清，它已形成鉴定工作的反面体系。目前，客观上要求文物界在这门学科上着力，把它做一番总结，庶几有轨迹可寻，而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希望在本世纪内通过各方努力，能完成划时代的工程，不胜祈祷之至!
当代书画鉴定取得一致的共识，非常必要，但由于客观和主观双方面复杂因素不可能对每件作品都能认识一致，即使将来鉴定进入科学领域，也难免会出现微小的偏差，这是在任何精密仪器上也不可避免的事实。也许真赝之辨可望解决。此类情况，不仅允许存在，而且留待今后研究者继续从事探讨，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
历史上留下尚须解答的问题，实在不少。这些年中，我也曾试图做一点工作，由于绠短汲深，能力有限，未必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里，借此机会，再一次表达初衷，有的是已经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的，有的是认识上初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尚在进一步酝酿中，有的是对国内外学者专家已作出的成绩表示祝贺之忱。请举要缕述如下：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谢稚柳先生为上海博物馆征集到旅美华人王南屏先生的王安石《楞严经要旨》和南宋的苏州刻《王安石文集》。《要旨》属王氏传世代表作，而《文集》背面的７００通名人书翰，有关政治、经济文书尤为珍贵。谢氏精于鉴赏，沉着而有魄力，终于克服许多困难，玉成此事，为文博事业贡献至大。谢氏还辨认出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原题为郭熙《溪山秋霁图》卷，拖尾明文嘉、王穉登、董其昌、陈盟诸跋，元柯九思墨印，近代由上海庞莱臣售出。此图历来被作为郭熙之笔，谢氏经过与郭熙传世诸作与王氏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撰文得出结论，认为郭熙与王诜的山水，同出源于李成一路，而郭与王的造型表面上形式相近，且历来著录均为郭熙《溪山秋霁图》，从实质上讲，这是将彼此之间画风和画家各自的个性混淆在一起的缘故，也就是说进行书画鉴别中忽略了基本点--个性，说是元代卓越的名家柯九思也不能逃避的事实。又有传世《雪竹图》立轴，绢本，双钩兼晕墨烘染，无作者名款，亦无收藏印记和题跋，仅在靠石竹竿上倒书“此竹可值黄金百两”八字，为玉筋小篆。就画论画，时代风格应早在北宋之初，技巧精妙，据我所知，无出其右者。因无任何第一手材料比较，于是谢先生只得查阅宋人文献，逐一对照，最后做出此图为五代徐熙制作的论证，有理有据，具有充分说服力。历代著录中，极少有此宏论，为今日古代书画鉴定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也是可喜的成果。此处尚需补充一句，就是说，如果王诜的《渔村小雪图》和《烟江叠嶂图》至今无由发现，欲作翻案文章，想必是有难于发现的困难。
美国方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对中国古代书画的征集和研究，在国外学者中贡献显著，他使大学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积累，逐年增加，后来居上，在国际上的名誉蒸蒸日上。１９８５年５月在纽约举办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与数年前堪萨斯、克利夫兰两地的“八代遗珍国际学术会”相互辉映，值得称道。由于方闻教授本人中国古代书画的素养深厚精湛，兼之气魄过人，汇为大观。他从事中西书画史的研究，著作甚丰，并重视真赝的辨识。题为燕文贵《山水图》之作，流传中早巳定为燕文贵手迹，向无异议。可是，方闻教授经过研究终于推翻成说，撰文肯定为燕氏弟子屈鼎所作，在中外学术文物界取得一致承认，较之“买王得羊”的成果还重要许多。理由是：第一，燕文贵的真迹，传世可以确认者尚有两三件；第二，屈鼎之作，见于《宣和画谱》著录的有好几件，然八九百年后，竟没踪影，在画史上成为空白；第三，从燕、屈作品师承关系，有裨于北宋初期山水画发展脉络的探索；第四，作为屈鼎传世孤本，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值得珍视。此类“发潜德之幽光”的工作，使我联想到历代也有不少的人士为此打下了基础，功不可灭，不能忘记。问题还得拉回来，方闻教授将燕氏之作考订为屈鼎，正与谢先生之评定徐熙《雪竹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由于客观条件帮了忙，宏观起了作用，即时代风格（包括谢赫六法之首的气韵），加上微观深人综合的分析（包括个性及其他）。今天自然科学的发明对世界物质文化作出贡献，受到人类社会的推重。已故胡适先生对《红楼梦》考证时说过，发现一个新词，等于在宇宙找到一颗新行星（大意如此）。是的，做学问重在不断探索，有所发现，以及有所创造。我以为谢、方两先生以及其他艺术文物界专家，各自做出了重大的业绩，理应予以褒奖，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可以由有关方面从长计议。要之，使国际社会将古代书画鉴定研究的硕果，不但予以承认，而且广泛加以奖励和宣扬，藉此推动这方面事业的开展。也许这个看法被别人视为迂阔，惟有感于此，作为建议，以供采择，如是而已。尽管是属于题外话，过去若干年却无人提及，不无遗憾。
单是强调宏观（时代性），可收“虽不中，不远矣”的效果，固属重要。但放松微观，就会把作品的真实作者漏掉，绝对年代，更为重大，不言可知。上面的燕、屈《夏山图》之辨是如此，再不妨举出近年来在鉴定工作中所遇到的一桩令人深思的事情。犹记友人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曾以重金从某古物商手中购得署名戴进《山水卷》，此乃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事。此老将“文革”中所受到的折磨和屈辱，一概置之度外，仍然积习未改，依旧不忘情于古器物碑版、书画的搜集。戴进《山水卷》是他晚年搜到的心爱之物，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后来常在朋辈雅集之时，将此卷展示以娱悦同好。我于１９６５年冬曾客广州，与教授多次过从，谈天说地，此情此景，犹在眼前。惜在“文革”中，我们遭到同一命运，长期无缘南下晤面。“四凶”就擒，举国同庆，我们之间彼此通过信息，互致问候，但又时为工作所羁绊，迄至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再次临穗，一别１３载，物是人非，教授早已跨鹤西去，而我亦垂垂老矣，不禁感慨系之!差堪慰藉者，此行能在广州美术馆看到此公生前捐献国家大批古代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戴进《山水长卷》，赫然在目，如睹故人。殊知此卷曾被不少同仁鉴定为明代中期之作，但未必属于戴氏手笔。此论点颇具权威性，似乎已成定案。故当广州美术馆为纪念建馆３５周年，与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明清绘画特展时编印画集，将此卷收人集中，改作“明人山水”，谢文勇先生《读画小记》中有以下记载：“此卷为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捐赠。经鉴定，戴款不真，定为明人作品，从风格看属于浙派一路。明李开先《中麓画品后序》，记述戴氏曾叹称：‘吾胸中有许多事业，怎奈世无识者，不能发扬’；《明画录》也称他‘死后始推为绝艺’。可见此卷当作于戴氏去世后，不然他在世画不为看重，谁愿花这么大功夫画此长卷假冒戴氏作品?”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其前提认为是在“戴款不真”之下面引申出古人之说，藉以证明后人所为。却又觉得此卷“具大家气格，非庸庸画工所能。在流传的古代书画中，往往碰到像此卷一样，款识不真，但作品时代接近，艺术水平极高，如按所署款识看待当然不合实际，若就此束之高阁，不给面世，也至为可惜”。我们要感谢美术馆没有将它“束之高阁”，并编印全图公诸于世，具有高见卓识。由于辽宁省博物馆藏有清宫著录为南宋夏珪《江山无尽图》长卷，虽非夏氏真迹，无本人署具名款，当是南宋末期画家师法马元、夏珪两家技法融合而成的“天衣无缝”的佳构，用画与此卷对照，发现两图笔墨、山川、树石、人物、溪桥完全一致，连当中极细微的点苔，庐舍位置等，吻合无间，实乃咄咄怪事!由此引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两图肯定出于同一画稿，其间必有一卷是临摹本。按常理。只有后来的画家才有可能临摹前人之作。如果可以认定明人山水一卷源出《江山无尽图》，此前提若被承认，接着是临摹者是否戴进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这正好是由于逻辑推理所必然揭示的，而且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作出正面回答的严肃问题。从鉴定上的责任感出发，我不能不承认此卷是戴进《江山无尽图》的摹本，而且是戴进早年致力于马、夏画派时辛勤用功的力作。根据是：第一，戴氏从南宋李唐、马、夏一派致力追求，如果不通过认真着力的临习功夫，就不可能创造出浙派的风骨；第二，卷后行书所署“钱塘戴进”名款，信笔出之，灵活而无凝滞之感；第三，如是作伪，当仿效名家常见之款式，如“静庵”或“静庵戴进”、“戴文进写”、“西湖静庵”行楷书，追求其形似和运笔结体，以欺鉴者。可此卷署款则大为不然，是戴氏早年未成熟定型时所书，恰与早年从事临摹若合符节，归于统一。因此，可以确定此卷应属戴氏早年真迹，可定名为《戴进摹宋人江山无尽图》，谅荷读者同意。
由于有夏珪（传）《江山无尽图》原作的存在，依此而判定明人山水卷出自戴氏早年临摹，藉以破除疑团，诚乃快事!国内外大量古书画作品的存在，犹有许多留待解答的问题，举其荦荦大者，尚在争论阶段中的西晋《平复帖》是否陆机所书，《簪花仕女图》创作的年代在中晚唐或是五代?《茂林远岫图》作者是李成抑或是燕文贵?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是廓填本还是早年写本?南宋马和之《诗经图》有几卷或竟无一卷是马和之画，宋高宗赵构书?传世《韩熙载夜宴图》是否五代顾闳中真迹?《江帆楼阁图》作者是否为李思训，制作年代是否在唐?《游春图》是否出自隋展子虔?《便桥会盟图》是否辽画?陈及之为何时代的画家?《〈唐高闲千文〉前段》是否出自元鲜于枢之手?《江山千里图》是否赵伯驹所绘?《六马图》的作者能肯定是赵千里?我一连串提出这许多属于亟待解答的正面问题，尽都属于早期作品，它们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如果通过研究和辩论，求得恰如其实的结果，那将把古书画鉴定提高到一个新层次。限于水平，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无甚新意，有负大家的期许。深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相当庞杂，工作固然艰巨，高峰待人攀登，世间上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早迟之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