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书票之最的研究，一直是各国藏书票研究、收藏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例如世界上留存的最早的藏书票，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大约制作于1450年，系德国人约翰内斯·克纳贝恩斯贝格（Johannes Knabensberg）所有，署名Igler（刺猬）的藏书票。日本自认为最早的藏书票，是在日本醍醐寺光台院所发现，制作时间大约在1470年。尽管这张“藏书票”形式上没有图画装饰，完全是汉字，缺少藏书票的其他元素，但仍被日本认为是最古的本土“藏书票”。而日本最早的欧式藏书票，则是1871年（明治五年）驻英国大使森有礼，专门为“东京书籍馆”（今国会图书馆）在英国定制的一款藏书票，寄回日本贴在所藏的西方辞书和圣经上面。
有中外学者，根据中国木版画的发达和普及程度，推测过类似西方藏书票样式的藏书标记印刷品，可能明代以前就在中国出现过。只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发现远之明代就有类似的实物资料。不过日本自认为最早的本土藏书票——醍醐寺的“藏书票”，我分析应该是类似于我国明清藏书家使用过的藏书“挂签”。而这我们可以从清中期常熟医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所撰《藏书纪要》一书中，对制作和使用藏书“挂签”记载的文字间，领悟到上述推测的可能。孙从添的记载起码说明当时的藏书家就有使用这种藏书签条的习惯。这种形制的藏书“挂签”，现在仍旧可以从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藏书中，以及其他的古旧书中发现。所以，即使没有在中国发现更早的实物资料，也不能轻易定论，中国在明代以前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藏书票样式的藏书标记印刷品。但事实上，上述这种藏书标记方式并没有在中国藏书界流行，这有其复杂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等因素。而且我认为明清藏书家使用的藏书“挂签”，其功能主要还是属于藏书的标识和编目，而不是突出藏书的所有权。因为中国传统的线装书都是整叠平卧放书架（柜）收藏，书页中夹压着露有表明相应书目的“挂签”，就一目了然，方便查找。这相当于西式书籍书脊的功能，所以，虽然“挂签”上也有像“嘉业堂藏书”的字样，但我认为其主要作用不是为了表明书的所有者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