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着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先生所着《怎样鉴定书画》一书影响深远，其中《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一章，开宗明义：“凡遇一件具体的作品时，首先要看它的特点属于哪个时代。它的时代已经摸索判断之后，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考查，便方便多了……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容易捉摸……要写某一家的字先要分析某家的笔法……所以鉴定书画不能只看只着眼于作品的表面形式，而是要不仅知其当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否则不能深入地抓住它的特点，也就无法掌握他的个人风格。”“知其所以然”固然重要，但张珩先生在该书中始终未见明析怎样才能够做到“知其所以然”。清代着名书法家包世臣所着《艺舟双楫》是书法史上一部重要着作。其中《答三子问》篇中有一段论述书法鉴定，将此与张珩先生所论相互阐发，消长立见：“至于作伪射利之徒，则专取时尚一家，画依字抚，力求貌似，断不能追踪导源以合于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迹，一望而知为何家书，字字察其用笔结体之故，或取晋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气归于本家者，真迹也。一望而知为何家书，细求本家所习前人之法而不见者，仿书也。以此察之，百无一失。”此论足称善鉴者深切痛痒之一招!两相比较，可见张珩先生所论始终停留在已经形成个人风格特征的作品本身，至于形成个人风格的诸因素在鉴定真伪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却未见甲乙了。而包氏却明确指出：“一望而知为何家书(个人风格)”是不够的，对“本家所习前人之法”，还须经得起得“追踪导源”方可定其真伪。此说在理论上无疑使书画鉴定中的所谓主要依据之作用更为具体化。
作为书法家的包世臣作如是之论，也从侧面泄露了一线真理之光，即实践(书、画)之于鉴定真伪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近代杨钧所着《草堂之灵》卷四《审成份》中，对此阐述尤为明确：“赏鉴固非至难，能于书画用功，更易识别。笔之艰苦，己已知之，再用笔之功力成份，推求名手。得若干成份者为甲，得若干成份者为乙，得若干成份者为丙，成份既定，迹之真赝，一见即知，无须斟酌。不及若干成份者非甲，过若干成份者亦非甲。故赏鉴全关乎学识，自非俗士所能。”在卷六《记伪卷》中更以自身经验证实了书画实践之于鉴定的重要性：“余自学画以来，书法亦颇长进，鉴别古画之目力亦比以前更强，始知赏鉴书画，诚非不知书画者所能也。”而同样是讨论书画实践和鉴定的关系时时，张珩先生仅说：“书画创作的基本方法，至少也应该了解的，当然我不是说必须事先完全具备这些知识才能学习鉴定，但这些知识对于鉴定的重要关系，却是丝毫不容否定的”，“我幼年时学书画鉴定是从看字入手的，为了要求切身体会，学看字又从写字入手。自从对写字的用笔有了门径，感觉看字也能比较深入，从这里再引申到看画，举一反三，对绘画用笔的迟速，用力的大小，以及笔锋的正侧等等也较易贯通。”将此说与包氏和杨氏所说再次比较，显而易见，所论轻重不同。也正因此故，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始终未有从书画实践的角度，运用类似于包世臣“追踪导源”、杨钧“审成份”之方法鉴定书画的实例。
更甚者，《怎样鉴定书画》中《与书画鉴定的有关学识》一章中，张珩先生将“历史知识”放在首位；“文学知识”居其二；关于书画本身，仅指出要对 “艺术欣赏和操作方法的了解”，而置之第三。由于中国书画的特性，擅长书画鉴定者莫不是书画巨擘，证诸史，唐之欧阳询、宋之米芾、明之董其昌、清之高其佩，近现代之黄宾虹、吴湖帆、启功等等，历代皆不一而足。虽偶有不谙书画而善鉴定者，仅为好事者而已。至此更不难明了书画实践之于鉴定的重要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