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有关中国书法史问题的研究中，魏晋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魏晋作为中国书法真正开始自觉化、艺术化的起始阶段，其史学研究价值是巨大的。
魏晋时期，真正奠定了中国书法基础的人物，不光有王羲之，它还包括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世家贵族们。
因此，从书法发展的史论意义上讲，中国书法在一开始就是贵族政治的产物，是与上层贵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让书法天然带有一种贵族精英艺术的基因。
因此，与书法紧密相关联的其他艺术形式，无论是在物质条件上还是在社会大环境下，都对穷困的下层人设定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东汉时期，著名的儒生赵壹，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对于当时人人学习草书、人人致力于草书书法学习的局面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和讽刺。
赵壹之所以这么认为，还是跟当时社会时代的思想有关。两汉作为中国书法发展的酝酿阶段，对于后来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朝高祖刘邦及其后人在推翻秦朝之后，与项羽争霸而得到天下，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之后，走向了与秦朝“焚书坑儒”行为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汉朝人在这条路上算是走到了极端。包括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大奸贼王莽，夺取汉朝江山，建立新朝，就与这有很大关系。
关于王莽，历史和当代学界关于不止一次的给出过两种非常极端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欺世盗名之人，会打小算盘，有野心，道德伪装高手，史书中的大部分人都持这一观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儒家传统道德熏陶下的社会共同推举出来的变革者，是一个传统道德价值观下被牺牲的小人物，比如雷葛的《王莽改革新论》，就从这一角度来论证王莽的悲剧性。
但是无论这两种观点究竟谁对谁非，汉朝崇儒尊孔以及他们僵化的道德观念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这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我们假设王莽真的是一个小人，或者他不是一个小人，而当时的社会已经在用实际行动来“鼓励”王莽朝着一个道德圣人的方向努力，或许他是这样一个圣人，或者他不是，但是在当时，他最终呈现给大众的面貌就是，他的确是一个圣人。
这样的圣人，以儒家观点来说，不去当皇帝简直可惜，整个社会的儒生对他的期望也是越来越高，呼声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后来王莽半推半就的当上了皇帝，至少体现了一种缺陷所存在的可能性。整个社会如果不允许这种“装”的可能，王莽即便可以被评选上“汉朝十大道德人物”，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即便我们承认王莽的确如史书记载的那样如此卑劣，但是当时整个体制却从一开始就让这个“卑劣”的小人抓住了漏洞，如果这不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问题，那又是谁的过错呢?
这种文化背景下，赵壹就不能不受他当时对于草书艺术偏狭之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时社会存在的艺术学习现象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
从赵壹的《非草书》中我们至少可以窥探出当时汉朝末年，整个社会儒家价值体系崩溃下的乱象，人们追求自由、个性的诉求愿望也越发明显，赵壹的主张在当时已经是逆潮流而动。
但不得不说，在当时，赵壹的这篇文章还是极具说服力的。
首先文章以当时名士学习效仿草书的现象作为开篇，鲜明的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意见。接着就对古代草书大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否定，然后从史论的角度，揭示出草书真正的来源，是秦末暴政下的产物，从反面对其进行否定，接着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草书的非实用性，这是对草书功用范围的否定。
可以说，这几条在当时来看，每一条都是无比的正确，符合当时社会价值标准。但是在内理上来说，它就是不合理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赵壹中想象的那样，在客观上来说，当年东汉全民性质的书法热潮随着汉朝的覆亡逐渐消失不见，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只有那些出身高贵的士大夫，才有资格学习书法。事情虽然看起来朝着赵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书法进一步的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东晋时代，王羲之家族可谓是权倾朝野，而他们家族的艺术教育也是非常深厚，从祖辈开始，就有一大批书法家，例如王导等人，他们对于子孙的书法教育十分重视，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学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晋代时期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汉朝，在汉朝，寒门尚有一线可能，跻身于贵族行列，成为朝中大臣。但是魏晋时期门阀政治下，门阀子弟所形成的政权垄断完全使得寒门之士注定一生要碌碌无为了。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概念——马太效应。这个效应在世家贵族中也完全适用。整个王氏家族为王羲之等人的书法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基础，所以他们的书法才能在当时取得如此灿烂夺目的成就。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社会的不公平，但是就是这样的不公平，造就了如此伟大的艺术突破和进展。
从东汉末年赵壹眼中的全民皆学书，到魏晋时期书法学习权力被垄断和限制发展，这一个过程是书法不断往精英上层发展的趋势体现。
魏晋之后，隋唐时期，尤其是关陇集团溃败之后，普通的文士和知识分子才能从一定程度上对于书法有所接触，尤其是唐朝皇帝对于魏晋时期书法的提倡，让书法的学习再一次达到了高潮，而各种技术的发展，比如拓碑技术、商品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学习书法的物质基础，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唐朝书法也到了一个顶峰。
而隋唐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设计——科举制——也在之后的千年时间内，影响了书法的发展。
科举制度主要是以文章来判断人才，所以，人们常说“见字如面”，一个人在试卷上写字写的怎么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主考官对其印象如何。
而科举制度从隋朝创立之日起，经过不断地完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出比较完善的程式化体系，从撰写文章到卷面字体的要求，都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比如明清时期，书写馆阁体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常识，作为一种特殊的书法字体，馆阁体不仅在风格上具有程式化和可被模仿的特点，而且在具体的体系上，也是从原有的书法体系中镕铸而成。
这一书体带有很浓厚的实用色彩，作为官方文书所指定使用的书体风格，明清两代的馆阁体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书法的普及，但是它所提供的千人一面的书写效果和风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法个性的挥洒和自由发展。
撇开呆板僵硬的馆阁体不谈。宋元时期，属于文人欣赏、创作范畴的文人书法、绘画逐渐发展壮大，由此而引发的书画收藏、鉴赏、把玩的艺术市场也得以兴起，很多艺术渐渐从贵族垄断的牢笼里被释放出来，大众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艺术作品。比如明代仇英擅长书画，但是出身是一个木匠。
明清时期，艺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一些靠卖字画为生的文人，他们依靠这个来赚钱。而我们也时常见到古代一些没落的文人通过卖字画度日，虽然这在当时是为人所不齿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书画市场的状态。这些市场的存在，自然为艺术的发展、普及带下了很深厚的基础。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普通百姓仍然没有机会接触到书画，接受艺术的熏陶，这只是在士大夫阶层有较为广泛的普及罢了。
总的而言，中国书法发展的起始阶段，呈现出了赵壹在《非草书》中说批判的艺术盛况，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如此高度的艺术全民化并没有持续下去，魏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垄断，让书法技巧以及书法整体的艺术水平登上了顶峰，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法的发展。
隋唐时代大一统时期，在创立科举以及帝国上层人物进行大力推广之下，书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以至于明清时期形成了专门在考场上书写的馆阁体。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艺术收藏的热潮，艺术作品开始借助资本的力量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大夫的艺术鉴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