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散之先生的书法

信息来源：墨客网  |  阅读次数：2062次  |  更新时间：2017-12-08 09:39:37

　　林散之被誉为“当代草圣”，同时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无论从书品还是人品的角度来衡量，都无可非议。放开暂时的名利，“一生只与古人争”。林散之埋骨长江之畔采石矶，与李青莲比邻而居，修建了纪念馆，其中有大量真迹作品陈列。我有机会接触到林散之很多的书法作品，时时感受与反思，但崇敬并非崇拜，对于大师也不能盲目崇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算是王羲之的书法，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也只是一家风范，而不是整个书法史的全部，同样有“趁恣媚”的批评，但一切并不影响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认同。
　　浏览整个书法史不难发现，有成就的杰出草书创作数量不多，出类拔萃的大师更是少之又少，因为草书需要高超的技巧，但仅有技巧还不够，必须有岁月积淀，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胸襟，有超人的才情，技巧只是基础层面。从这方面来说，必须择一正书固本溯源，而后再涉猎草书。所以林散之说“六十岁后再作草书”并非故作虚言，而有切身体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到六十岁之后再作草书。古人学书积累比今人深，时间可提前一些。目前书坛对草书重视程度过于强化，认为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式，造成误导。我认为，篆隶楷行与草书是并列的，不能认为草书高出一筹，以此来衡量书家在书史中的地位。米芾行书创作高迈无前，被评为“千年书家”之首，但草书格调不高，成就不如行书，却丝毫不影响他在书史中的地位。在任何书体方面，如果想超越前人，皆非易事，颜真卿楷书化褚遂良而出，柳公权楷书化裁颜欧，同样意义非凡，不可小觑，只不过今日已习以为常，并不能说比林散之草书出现意义小。
　　我认为，杰出的草书大师应该有“自我之见”，既要有超越前人的创造，也可以让后学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如怀素之于张旭，黄庭坚之于怀素，王铎之于怀素，毛泽东之于旭素，莫不如此。从创造性方面来说，林散之比毛泽东和于右任都要逊色。毛泽东晚年草书已从旭素中走出来，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草书气势万马奔腾、直冲云霄，林氏无自然法相比。从结字方面看，毛泽东结字含有丰富的构成意识，他的一些经典题词，如“人民日报”、“向雷锋同志学习”和“为人民服务”等，布局谋篇，令人百观不厌，主要得益于自然天成的空间分割意识，在这一点上，林散之也未能突破前人法。林散之晚年草书有些字形刻意拉长，让人感觉很别扭（当然，所论不包括他临终前所创作的一些作品，因为生理原因，无力提笔和控笔）。于右任前半生专攻魏碑，晚年致力于“标准草书”。站在整个书法史发展的高度来讲，于右任将魏碑中墓志、摩崖和造像相结合，使民国时期碑学创作出现新的高峰，有筚路蓝缕之功。至于标准化草书，则开一代新风。虽然就书法史来说，只是一个点，而非一个链。对他本人而言，仍然有独特创造，成功地将二王书风和碑学创作相结合。从线条方面来说，林散之草书实出董其昌临怀素《自叙帖》。墨法方面，林散之用墨技巧高超，但这种墨法并非是他独创，而是取法黄宾虹，将黄宾虹绘画中的用墨法应用在书法创作中。
　　林散之一生淡泊名利，清贫过日，恪守知识分子的气节，是有大学问和大性情之人，个中滋味，尽是人世阅历沧桑。效法吴昌硕“一月安东令”做法，谢官归田。但一生缺乏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所以他的草书缺乏超人的气势，只是一种文人自怜式的清幽，有人评为“寒俭气”，有一定的道理。在民国至当代的三个代表性草书家中，毛泽东和于右任是大政治家，笔下自然烟云万象，气象万千，林散之和他们宏阔的人生经历相比，自然不可相提并论。他书法的气势格调甚至还比不上吴昌硕、潘天寿、沙孟海和陆维钊等人。与王铎相比，就更显得“小气”。王铎在五十岁后草书已经进入创作的自由之境，气象宏阔，虽不乏草莽之气，但大气开张，“气吞万里如虎”，有龙骧虎步、振衣千仞的大美。林散之进入创作高峰期已是暮年，多文人气，却已无法激起彭湃。如果说王铎草书如万马奔腾、白浪滔天，林散之草书则是清幽小溪、涓涓细流，虽不失为一家风范，而只适合于书斋中清赏雅玩，晚年一些作品牵丝连笔过多勉强，上一个字末笔连着下一个字起笔，好学者更是趋之若鹜，反为人所诟病。所以将林散之作为自旭素、王铎以来的第三次高峰还有待历史的定论，毕竟王铎已经站住了三百年。
　　当然，应该了解世人对于林散之草书出现的心情。自晚清碑学兴盛以来，草书没落，大师匮乏。但“圣人”之名不可随意加在某个人头上。王羲之被称为“书圣”，此后无人并称，王献之成就不让其父，亦无“亚圣”之名。张颠被称为“草圣”，怀素草书成就不输张长史，堪称伯仲，同样不称圣。按照草书创作成就来说，草书历史中可称圣者尚有黄庭坚和王铎，但如果圣人的头衔如果可以随便加在某个人头上，皆冠以“×圣”名，则“圣人”权威性就不存在了。对于后学者，乃至整个书法史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学习书法需要清醒而深刻的批判意识，如果没有“恨二王无臣法”与“一洗二王恶札！”这样近乎极端的批判，则书法就不能走出二王书风定势，早已停滞并消逝于历史的时空。在书法历史定位评价方面，尤其是针对现代人，拔高几乎是通病，而拔高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分吹成十分，第二种情况则是五分吹成十分。任何书人都要面对历史的选择，回到自己应有的坐标位置，前一种是从大师泰斗变成被后世遗忘的书家，徒有虚名、鄙薄唾弃；而后一种则是从大师泰斗变成一般书家，清代的张裕钊便是一例，尽管在清代碑学书系中有一席之地，但绝不是康有为所鼓吹的“国朝第一”，当今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作为散老本人来说，他也是极力反对的，而自认为“能站住三百年再说”。历史定论需要时间。林散之草书在当今书坛来看，确实属于不可多得的草书家之一。对于林散之草书客观的评判，并不会减少对他的仰慕之情，仍当为楷模风范。
　　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批使用毛笔的人，林散之一生浸淫书法，在草书领域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尤其是他做学问的方法，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的品质，无疑是当代书坛最值得尊敬的代表性书家之一。但对于书家评价，我们不应当迷信任何权威或大师泰斗，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因为不存在没有任何瑕疵的创作，也不存在某个书家所有作品都会是经典之作。
　　我们只相信能说话的作品，相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