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在经历了五代战乱频仍、文教废弛，书法道统遭受严重破坏之后，书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在继唐代书法高峰之后创造艺术的真我和时代的书风。承接晋、唐，崇尚意趣、追求自我成为了宋代书法的一个时代性格。宋代书法以行、草见长，书家辈出，除世人耳熟能详的宋四家之外，北宋有欧阳修、李建中、周越、薛绍彭、米友仁、宋徽宗赵佶等，南宋有宋高宗赵构、吴说、范成大、吴琚、陆游、张即之、赵孟坚等一大批声名显著的书家。此外，篆隶在宋代虽然书家较少，但于书法史依然有着香火延续的作用，徐铉、僧梦英等也皆有名作传世。而宋代以宋太宗赵光义下诏摹刻的《淳化阁帖》为首，层出不穷的公私刻帖行世，也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在如今的高等书法专业教学中，宋代书法尤其是行书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综合宋代书法的时代特征，技法特点等各方面要素，本着“取法乎上”“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一般选取宋四家行草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并在本科低年级、高年级以及研究生阶段以不同的学术要求，教学目标开展教学，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传统书法的古今和技道关系。宋代书家中被公认最具成就者无疑是“苏、黄、米、蔡”四家，其书风的演变和形成，正是宋代书法由凋敝不兴、趋时贵书到继承古法，匡扶正脉，再到以意驭法，入古出新这一发展过程的典型代表。
蔡襄初学周越，后受宋绶影响，又追溯欧虞，进而上溯二王，并结合徐、颜之书风，终自成一家。一振五季之衰，引领北宋书法走入正轨。苏轼于书法才情横溢而用功匪浅，其书如山谷论书所言“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意忘工拙而天资解书。
黄庭坚行楷初师褚、薛，后得《瘗鹤铭》、颜、柳之意，观汉时石刻篆、隶，而颇得楷法，受苏轼影响而有所舍取;草书由周越到苏舜钦，再上窥张旭、怀素、高闲，加以字外之功，从而实现了“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抱负。
米芾 “集古成家”而转益多师。初学颜，次学柳、学欧，学褚最久，又学段季展，后乃师师宜官。终究其书“如飞仙御风，得《兰亭》《圣教》遗意”，“不规规摹拟”，“洒落自得，解脱二王”，不知以何为祖，自成一家。宋四家的成功，不仅在于取法广博，更在于对古法的独到理解。宋人尚意，绝非逞意纵气，不拘理法，而是重视汲取古人书法之意态、神韵，不斤斤于绳墨，注重“书中有我”。蔡襄主张“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 苏轼强调“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黄庭坚认为学书“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 而米芾的入古出新也是因为其学古强调的是“得趣”，对古之名家进行辩证地学习。
宋人作书尚意抒情，追求个人意趣的表达，但绝不是敷衍随意的书写。苏轼虽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但真正在作书时却是“虽尺简片幅亦不苟书，遇未惬意，辄更写取妍，而后出以予人，期于传世” 。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却慨叹“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作书的经意。因而，“尚意”书家们并不是“任笔为体”作“丑怪恶札”，而是“长存千秋之想”。
在中国书法史上，宋四家书法所呈现的与前人相异的审美趋向和书风面貌，是入古出新，会通求变的典型范例。正如清人冯班所言：“宋人作书，多取新意，然意须从本领中来。” 宋四家书法是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既包含了前人法书的精髓，又体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开辟了一条源自晋唐但异于晋唐，体现时代特征的新路径，为学书者提供了数种特征鲜明的范式。苏东坡的铺毫缓行、黄庭坚的篆籀笔意、米芾的八面出锋、蔡襄的纤巧精微，几乎涵盖了行书书写的不同样貌。溯源竟流，可以看出，宋四家行书的四种范式既是在个性基础上对前代书法的总结，又是后世书法发展的重要基础。它衔接魏晋韵致、唐人法度并开启明清的新理异态，是元、明、清书家取法的重要对象，后世既有吴宽、沈周等力求肖似者，也有倪元璐、王铎、徐渭等与古为新者。而从书法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来看，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宋人书法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转型期。宋以前的书法作品大多是基于实用的书札、文稿、告敕、碑碣，而自宋人开始，书写自己诗文赠送友人、书写前人诗文以抒发情感的书法作品日益多见，同时也有用以装饰的大幅作品 。宋以前的行书多为小字，而自北宋中晚期，以黄庭坚和米芾为代表，书写大字、大尺幅的行书长卷渐盛，并在南宋时出现了立轴形式的书法作品，这在书法作品由案上观转移到壁上观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宋四家书法的传习，历代书家从不同角度也持各种观点，但无论褒贬皆可以辩证观置之，而对当前的学习起到借鉴或警示的作用。学习宋四家的行书，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模仿其样貌，而在于由此掌握行书技法的基本规律，更在于理解宋人书法“用意而古法具在”的玄旨，进而体悟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而对于类似清代书家钱泳所言“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坡公之书未易学也”等警句劝言，也并非戒律，而是提醒学书者须有的放矢而免走弯路。宋四家书法的传习，不仅需着眼于技法，更要深入体察宋四家的学书路径，学造渊源，道升堂奥。对于宋代书法传习的思考和实践，作为高等书法专业教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所指向的则是如何看待“传统”，如何处理风格与习气，如何在同一教学模式下引导学生保持艺术个性，展现艺术精神的核心问题。在高等书法专业教学中，宋代书法的传习首先是以正确理解并展开技法实践为先导的。临摹是中国传统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是技艺的学习，风格的吸取，更是不同艺术感受的积累和提升，是与古人相消息，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相会通的途径。
临摹既需要有对历代经典法书“如灯取影”的精准把握，也需要有对历代书迹“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会通。书法史上传习宋代书法而卓有成就者不在少数，王铎、徐渭皆是代表。以个性狂飙而引领明末书坛的“字林侠客”徐渭着力宋人书法颇深，对之也各有见解，其书得南宫笔法，取东坡体势，传山谷神韵，而纵情释性。散而不乱，狂而不肆，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他对传习之法有清晰的观点，入帖者须知“临摹之法必须先摹后临，盖毫发失真则精神顿异，所贵详谨，精意摹搨，凡肥瘠工拙要妙，俱一一穷之，不失古人位置之美。盖初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也。”而欲出帖则必须懂得“书法不必凭文按本，妙在应变无方，故曰摹临古帖毫发精研，自运机局，得鱼忘筌，善学者知之。”从“不失毫发”到“得鱼忘筌”，这正是徐渭对宋人书法的传习之道。而王铎作为明末清初二王一脉书风之集大成者，其对晋、唐、宋书家的传习也是有典范性的。对于米芾的书法，王铎有言“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这是他对米书从技巧内涵到艺术精神的心灵共鸣，他不仅取米芾书法之样貌，更关键的是他深刻领会了米芾从“集古字”到“脱尽本家笔，自出机轴”的要旨。王铎从早年临书的“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到中年以后临书“神气挥洒而出，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至以“奇强”来展现“恨古人不见我”的终极追求，其中体现了书法实践的不同阶段，同时也提供了中国传统书法传习的方法论范例。对于经典“如灯取影”地实临是学书者开启治学之门，与古人真正相消息的有效方法。在入“他神”的过程中提高观察事物的能力，掌握表现事物的基本方法，理解其中的内在规律，养胸中之道义，同时以“穷源竟流”来体悟传统中的创造精神。而“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则是“如灯取影”后的取舍和化用，在传统之精华中养吾神、吾气，学以致用，日臻妙境，为“与古为新”创造可能。
如今，高等书法教育经过五十多年的积累，既充分吸收了古代书法传习的有益经验，又结合学科化教育的新思考，知识结构系统化，教学方法科学化，从传统书法的发展规律出发，更强调现代教育的学理性，努力将古代书家以漫长的渐修和顿悟所获取的传习之道，有效地运用于当今若干年的学科教育中，以一种方法论来开启治学门径，引导学生在学科化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培养下，深刻感悟中国书法的核心精神，在与古为新中创造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