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有时甚至超过其摹仿对象的水平。这样的仿品堪称上品，谁能说它们就没有收藏价值？
“假画”自古以来就有。有关“假画”的问题历来是藏界的热门话题，如果细细探究，它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民国时期仿画者中不乏有功力相当深厚的画家，像张石园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虚谷，吴待秋仿王原祁等都能乱真。其中，最负盛名当推大名鼎鼎的张大千，他“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叶浅矛语），因而大千仿石涛、八大的作品曾骗过了当时国内不少知名的鉴定家，并在民间流传了许多趣闻轶事。据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收藏家）先生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著名鉴藏家、书法家张葱玉和友人应大千之邀，到苏州网狮园游玩。一日，张葱玉偶然在一间房内看到四周挂满历代名画，将张葱玉仔细辨认，皆为大千仿的。事后张葱玉曾对人讲，假若有人将其中的画当真的卖给我，我是会吃进的。张并预言，张大千仿古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将来凡是署名张大千的画，必定会涨价。
像张大千这样作伪的水平如此高，就应引以自豪的，因为中国传统字画的教育历来采用师带徒的方式，学画临摹前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唯一途径，而要检验学生传统功力是否深厚一般要看学生仿前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否像，同样，学生往往也以仿得像为荣。今天海内外不少著名博物院仍收藏着张大千仿石涛、八大的作品，这些博物馆并没有因为张大千仿的而将它逐出博物馆。齐白石晚年由于眼力不济，凡遇画草虫类的作品，一般由弟子代笔，然后自己题跋落款。同样，吴昌硕生前书画名声很大，晚年求画者甚多，忙不过来时，花卉就请他的弟子赵子云代笔，山水、人物请王一亭代笔，然后由自己落款，这类作品在市场上一般也视作真迹。需要指出的是，吴昌硕生前为人豁达，当有人拿赝品来给他看时，他一般都首肯。有时甚至提笔补款。明代大画家沈周也有类似的情况。笔者认为，由于这类赝品得到画家的首肯，而且落款是真的，所以，这类赝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兴起，中国名家字画的价格扶摇直上、迭创新高，像明清字画大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元。同时，一些古代名家的赝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追捧。如2000年上海朵云轩拍卖会上，宋赵伯驹（款）的《荷塘消夏》估价40-60万元，上拍时，从30万元起拍，经过买卖双方的激烈竞争，最后在212万的价位上一锤定音，如果加上佣金，合计233万元，高出估价4倍。另一件元王振鹏（款）的《货郎图》估价50-80万元，成交价为78.1万元。这说明古代高仿的赝品在市场上也极受藏家青睐。
“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这里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业炒作原因外，也有赝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的自身因素。民国时有这样一件事：一次老画家陈半丁请客，张大千、勒伯声在场，陈半丁拿出一幅石涛的山水画轴请大家欣赏，并介绍说：“大涤子（石涛的号）这幅画是件稀世珍品。”张大千说：“过奖！过奖！这是我画的啊！”此事说明，赝品不等于庸品或劣品，有时高手的仿作甚至超过其摹仿对象的水平。
而从投资的角度看，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明人周臣为唐寅代笔、近人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霞仿其师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当代大师黄永玉曾写过《鬼手何海霞》一文。之所以称何为鬼手，是指何海霞仿老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乱真的程度，使黄永玉再不敢轻易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为什么呢？因为画家兼鉴赏家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是出自何海霞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即堪上品，怎说无收藏价值？
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外，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裱，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2000年春天，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三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绢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绢本手卷《璇凯图》，卖价8万元；还有一件是清代赵雍设色绢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画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据行家预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极具升值潜力。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产品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著录作伪的新型赝品，则不但毫无收藏价值，而且只能扰乱文玩市场，贻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