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凡高 (1853～1890年)生于南布拉邦特的格鲁宗戴尔,逝于瓦兹河畔安威尔。说起来,他成为画家的日子是1885年12月。那时,他开始了既多产又短促的艺术生涯,因为他只需五年便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在那时,如果他不是有个突如其来的显露,我们今天无疑会把他作为表现劳动与贫困,工农辛苦的伟大画家,作为荷兰表现主义的第一人来纪念了。 他之成为画家乃是为了解决撕裂他灵魂的内心冲突,是为了对生活中遭受的挫折进行报复。他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之家,不过,有两个作绘画批发商的叔叔,这使他得以在海牙由他叔叔转让给巴黎古比尔的画廊,作了店员。不久,画店把他派往伦敦的英国分店工作。在伦敦,他爱上了房主的女儿,并向她求婚。不幸,他遭到拒绝。他那不稳定的,过份神经质和过份认真的性格使这一挫折分外沉重。他离开伦敦,于1875年回到巴黎总店。很快,他便对以巴黎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着了迷。他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参观博物馆受到同情卑贱者苦难的那些人道主义作家、画家的影响。
《圣经》成为这位自学的画家,牧师之子的主要动力。他的身上已经生出宗教的召唤,以致他于1876年离开古比尔画店,重返伦敦。他进了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主持的教堂,并被卫理公会教徒接受为师。他申请到矿工中去作传教士:"我感到自己被宗教所吸引,我想要安慰卑贱者。"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在这年的圣诞节,回到埃顿的父母身边。可是不久,他就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从1877年的1月21日到4月30日,他到多德雷赫特去作书店店员。然而,他又不能强制自己过有规律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陶醉于宗教的天职之中,他进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宗教训练班,并在三个月后抛弃学业,奔赴比利时最贫困的地区:博里纳日去传教了。他要把这个苦难地方的矿工重新带向耶稣。他自己也过着同样贫穷的生活,住在一间小木房里,睡在地板上,同他们一道吃苦,照料病人,表现出卫道者的狂热,然而却没有什么成功。他长着红棕色的头发,笨手笨脚,衣衫褴褛,动作莫名其妙,眼睛过分明亮。他的牺牲精神使人吃惊,苦行主义令人不安。人们不断地挖苦他,孩子们都惧怕他,至于女人!……谁会爱这么个怪人?1879年7月,他的上级也不愿要他了。
于是, 文森特生活中最阴沉的时期开始了,他在几个月里贫穷潦倒,精神崩溃。由于极度失望,他沿着大路流浪。他给即将进古比尔画店工作的弟弟德欧写了封感人肺腑的信,宣布自己决定从此献身绘画。他在布鲁塞尔时,的确曾经学过素描和临过一些米勒的画。他于1881年4月 12日回到埃顿的父母家短住,又受到一次失恋的打击,遭到表妹"卡娅"的拒绝。他离开家,前往海牙,他的堂弟,画家莫沃友好地接待了他,并给他出了很好的主意。
1882年1月,他在街上遇到又丑、又醉、怀着孩子的妓女克利斯蒂娜。他让她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他们在一起过了二十个月,最后,他终于明白,对于他来说,人的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同样是不成功的。
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可是不幸却始终对这位艺术的卫道者紧追不舍。他与不同意他以绘画为业的父亲吵翻了,同海牙美术学校教师莫沃及伊斯海尔的关系也不和睦,因为他从来就认为那种教学不可忍受。于是,1883年他又回到慈祥的本堂神甫住宅之中。这次是在纽伦,并且勇敢地委身绘画了。他就是以这种生硬,阴暗和悲伤的方式画了丛生的欧石南,茅草屋,织布工人,农夫。他的初期作品《鞋》、《吃土豆的人》(拉朗藏)都是该时期的代表作。种族的命令,环境的影响,榜样的感染,都使他坚持着这一阴沉和积极的现实主义。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解释随之而来的辉煌杰作呢?天才的力量不管如何伟大,也不能用来解释整个改变了西方绘画的这一深刻变化。文森特到底得到了什么启示?受到了什么冲击呢?
1885年11月,梵高正在安威尔,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在五年之中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的弟弟德欧给他寄来了一些补贴。他在弗拉芒港口发现了鲁木斯的画和生活的欢悦,日本版画的色彩也使他赏心悦目。他买了一些这样的版画,贴在卧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凝视着它们。他似乎朦胧地看到自己还不清楚的欲望出路,看到一个鲜明的,鼓舞人向上和寻得平衡的新世界。 他突然决定前往巴黎,德欧接待了他,并充满感情地留他住下。
在巴黎,文森特被印象派的画弄得眼花缭乱。他见到了毕沙罗、德加、高更、修拉。1886年6月,他进了高尔蒙画室,在那里结识了图卢兹·劳特累克。他充满激情地画着,画巴黎的街道、肖像、花朵。他在唐吉老爹画廊和莫奈、基约曼、西涅克一道,展出了自己的几幅作品。当时,他的弟弟已是古比尔画廊的负责人了,他鼓励和支持了他。对日本版画着了魔的梵高临摹了伊罗西治的《雨中的桥和树》。他的色彩明亮起来,甚至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借鉴来了点彩法,用到现存罗丹博物馆的《唐吉老爹像》上。他在毕沙罗、莫奈、基约曼的画中,也看到了日本式的轻松和色彩的新鲜感。
不管怎么说,法国印象派在这位荷兰画家的良知上,给予了决定性的一击。他是如此争强好胜,以致在逗留巴黎的二十个月中,竟作了两百多幅画。不过,1887年的秋冬使他感到难过。天空灰蒙蒙的,街道暗淡无光,都市的悲凉使他无法忍受。另外,他从巴黎画家们那里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可以说,他通过与他们结触而获得的青春之火已经熄灭了。他需要光和热来温暖冷却了的心灵,唤起奋发工作的热情。
于是,他听从了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建议,在1888年2月20日来到阿尔勒。外省的一切都使他着迷,花朵盛开的果园,漂亮的阿尔勒姑娘,朱阿夫团队的驻军,喝苦艾酒的人。他狂喜地喊道:"这真是东方啊!"这时,他三十五岁,并且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人,他用芦苇笔作素描,画得熟练奔放。他也作了多幅沉着的,可以说是以强劲笔调"写"就的近乎宁静的油画。他终于找到了明确的轮廓,不带阴影的光线,明亮得铿锵作响的纯色:朱红、普兰、翠绿,以及作为太阳光环的神圣黄色。抛弃了印象派的华美,拒绝了分色主义的点彩,不再作分裂的素描和追求色调的微妙变化。他以刚劲、准确、肯定的手法抓住对象的内部结构。在十五个月中,他作画二百余幅,有的画他画了三遍、四遍甚至五遍。它们是《罗纳河上的两只哈巴狗》、《日诺夫人》(阿尔勒妇女)、《向日葵》、《昂格鲁阿桥》、《邮差鲁兰,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