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国宝级《草书平安帖》亮相嘉德秋拍
在中国书法史上，就影响力而言，绝对无人能与王羲之比肩。这位被后世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心慕手追的对象。正是“最爱”他的唐太宗以“一字千金”遍搜天下之后又以其作品陪葬，使得后世再无得见“大王”真迹的机会。
目前，世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王羲之”其实都是高古（唐宋为主）的精摹本，即便是高古摹本，存世的数量也只不过十几件，最为著名的有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快雪时晴帖》、流失日本的《丧乱帖》等。
现在，又一件流传于世的“王羲之”将出现在拍卖场上，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将在下月举行的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上举槌。
今年春拍，黄庭坚的《砥柱铭》刚刚以令人瞠目的4.368亿元天价成为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这不禁让人们对自古就“一字千金”的王羲之名帖充满了遐想。可以肯定的是，一字绝不止“千金”。
摹本为何也珍贵
近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外透露，在即将于 11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中，书圣王羲之的作品《草书平安帖》将作为最为重量级的拍品现身。“应该说《草书平安帖》是迄今为止可知的，民间流传的最好的王羲之高古摹本，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国宝。”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中国书画部总经理胡妍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十几年前，我就听行业内的前辈说过，可能还有一件王羲之高古摹本流传于世，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它竟然会在市场上出现，还竟然被我们遇到，真是幸运到不敢想象。”胡妍妍连续说了好几遍“非常幸运，幸运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其实，作为国内最早培育书法拍卖市场的几人之一，胡妍妍见过国宝级珍品无数，但是这件传说中的“王羲之”，还是让她兴奋不已。
至于这件《草书平安帖》的年代，胡妍妍表示，历史上留下过多位博学雅士品鉴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综合起来有三种：一是明代文嘉、孙鑛、吴其贞，清代顾复、安歧认为是唐代；二是明代王世懋和现代的徐邦达，认为是宋代；三是曾经收藏过此帖的明代文徵明和清代乾隆皇帝都认为其是王羲之真迹。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确断《草书平安帖》的确切年代，但是，它绝不晚于宋代则是可以肯定的。”胡妍妍说，“自宋代以来，这件《草书平安帖》就有著录记载，尽管已经流传千年，但是这幅作品传承有序，极其难得，不仅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而且还经乾隆皇帝御题两次，并历经多位收藏家收藏。台北故宫存有一件《行书平安帖》，与此件可称为姊妹篇。”
据胡妍妍介绍，我国古时候书法的复制法主要有四种，即响搨、临写、拓本（石刻）及刻本（木刻），其中以响搨最接近原作。所谓响搨，也称双钩廓填或双钩填墨。此次拍卖的《草书平安帖》就是双钩填墨的高古搨本。
双钩填墨的技术始于唐朝，主要是宫廷用作为一些重要的藏品保存副本，也有记载皇帝会命人制作一些珍贵藏品的副本赏赐给大臣。双钩填墨非常耗时耗工，不仅技术要求很高，失败率也很高，所以非一般百姓能够进行，只在皇宫中才有。其方法主要是将原作向光放置，如贴在窗户上，然后用很薄的油纸（不透墨，防止污损原作）覆盖在原作上将其摹搨下来，然后再以油纸作为中介，转搨到普通的纸上。
而临写是指直接照原作临摹下来，它不如双钩填墨忠实原作，但气韵会比较流畅。拓本和刻本则是指将原作钩摹下来之后，再转刻到石头或木头上，再印刷出来。
“前两种复制方式复制出来的都是墨迹本，白底黑字；后两种则是印刷本，黑底白字。”胡妍妍介绍说。
“日本有两件王羲之的双钩填墨的高古摹本，所以他们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把作品放得非常大，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非常细小的笔触，有的比头发丝还要细。正是因为是这样一点点描出来的，所以书法中有很多飞白和藕断丝连，双钩填墨都可以表现出来。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仿制品、赝品，它完全是古人的一种再创作，所以自古双钩填墨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赞誉。”胡妍妍说。
帝王最爱王羲之
王羲之的作品历代都被人珍视，在古代就已经价值连城，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历代帝王的推崇也有很大关系。甚至可以说，王羲之是因为历代帝王们的推崇，才有了任何书法家都没能拥有的“正宗”地位。
最初重视王羲之的皇帝是南朝的梁武帝。于是，在王羲之身后100多年的梁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王”风潮，王羲之书法地位由此确立。梁武帝共搜集了“二王书法”（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作品达15000多件，但是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留存很少。
南北朝时期的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也都喜爱书法，于是当时的史书就有“天下珍之”、“诸王皆求不得，处处追寻”的记载。
但是，真正将王羲之推上“书圣”神坛的关键人物，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爱”王羲之的皇帝了。他不仅以帝王的权势确立了王羲之书法的“正宗”地位，还开展了举国上下甚至扩至海外的“尊王运动”。
《旧唐书·褚遂良传》中曾有记载，唐太宗曾下令让臣下 “用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一时之间，“天下争赍古书，诸阙以献”。最终，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内府共收罗了王羲之书法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二八卷。当时君王喜爱王羲之几乎尽人皆知，于是王羲之的真迹在民间几乎片纸只字难求。
唐太宗还留下了“智取”《兰亭序》的故事。《兰亭序》是王羲之一生的巅峰之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连王羲之本人也认为《兰亭序》已经达到了“只能被模仿、无法被超越”的境界，所以特别叮嘱后代，要作为“传家之宝”悄悄珍藏。
后来，《兰亭序》真迹传至王羲之的七世孙手中，这个七世孙做了和尚，人称智永和尚，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家之一。由于智永和尚并无子嗣，所以就将《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辨才。
但是，《兰亭序》不在江湖，江湖却到处都是它的传说。作为王羲之超级粉丝，唐太宗当然也一直心向往之，他曾三次下旨向辨才索要《兰亭序》，甚至以杀头相逼，但是辨才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兰亭序》！唐太宗很无奈，又寝食难安。于是，宰相魏征向唐太宗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称此人足智多谋，或许能“智取”《兰亭序》。
接下来的故事，就与向问天营救任我行的招数如出一辙了。萧翼以热爱书法艺术的“书生”身份与辨才结识，并以个人魅力逐步征服了他。一天，萧翼把“自己珍藏”的几幅不怎样的王羲之真迹与辨才分享了一下，辨才颇受感动，当然也忍不住想显摆一下自己的“顶级货”让好友开开眼，这就是传说中的《兰亭序》。
萧翼得见《兰亭序》真迹后，趁辨才不备偷走了它，然后亮明身份并出示了唐太宗的“征用诏书”。辨才失去真迹后非常难过，就如周杰伦在《兰亭序》歌中唱到的那样：“真迹绝，真心能给谁……”不久便积郁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时不时就拿出来品鉴。直到死前，他还把太子李治叫到床前，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把这些他爱的“王羲之”和他一起葬到昭陵，特别是《兰亭序》，让这些书法永远伴他左右。
帝王所好、下必效之。所以在唐宋时期，学习研究王羲之的风潮已经势不可挡，不仅后世的书法家们颇受王羲之的影响，之后的历代帝王也无不对王羲之推崇有加。宋代的太宗、高宗、孝宗也都非常尊崇王羲之。但是此时，经过战乱和时间的磨蚀，王羲之存世真迹已经很少了，宋代内府所藏王羲之书法数量已经锐减，仅能达到唐代内府数量的十分之一，而能被视为真迹的仅几件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书法的兴盛程度远不及唐宋，但是仍然承袭了推崇王羲之的余波，从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到清代康熙、乾隆，都无不视王羲之的作品为珍宝。但是，到清代已经鲜有王羲之真迹留存，尽管乾隆执着地认为自己所藏是真迹，但是后来考证，也大多是高古摹本。
只有41字的珍宝
即将亮相嘉德秋拍的这件《草书平安帖》上，布满了各种印章、题跋，数代人所进行过研究和评论都可在其中寻得蛛丝马迹，其中不乏文征明、梁清标等名仕大家，之后又到了乾隆的内府。
“《草书平安帖》最早见于宋代的《宣和书谱》，最早图像记载则是在宋代潘师旦摹刻的名帖《绛帖》上，当时还是9行，但是到明代文征明手中就已经变为现在的4行41个字了，应该是原帖被一分为二了，而现在的是前半部分。”胡妍妍说，“王羲之的真迹或者高古精良的墨迹摹本历代都十分珍贵，所以常常会被进行切割，这样可以售价更高。目前各大博物馆所藏王羲之都没有太多字的，大多只有几行。”
“乾隆皇帝在这件《草书平安帖》盖满了各种收藏玺印，而且还在日理万机当中，做了很多此帖的研究和注释工作，他甚至把这41个字用行楷工工整整地重写书写了一遍，做了一个释文，之后还写一个评语：“可亚时晴帖”（可以与时晴帖相媲美）。”胡妍妍说。
“时晴帖”指的是《快雪时晴帖》，是乾隆最为珍视的王羲之作品，“三希堂”（乾隆帝的书房）的“三希”之一，也是现今流传的王羲之最重要的一件作品，目前存于台北故宫，为唐摹本，是台北故宫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一直到嘉庆时期，《草书平安帖》还在宫中，但是之后的历史脉络就不是非常清晰了。因为清朝末年，国事衰微，溥仪迁至东北时，所携带宫中宝物也一路都在变卖和丢失。到东北之后，很多东西都是藏在沈阳的“小白楼”中，但是之后兵荒马乱，小白楼的很多东西也都丢掉了。
“藏家不愿太多透露收藏细节，但他表示此帖在家中已经收藏了七八十年，从未动过。”胡妍妍透露说，“藏家考虑此时拿出拍卖确实与现在市场情况特别好有关，因为保存这么多年，是否出手是一定要考虑大势的，肯定会挑一个适当的时机，不过也有个人原因。”
目前，嘉德并没有公布此帖的估价，只是表示估价待询。 “我们的预测或者说期盼肯定是过亿的。”胡妍妍表示。究竟《草书平安帖》能不能超越今年春拍时《砥柱铭》创下的记录，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起码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有41个字的《草书平安帖》可能要创下“最贵单字”的记录了。（记者 孙冰）
王羲之传世书法
据统计，现存的唐摹本王羲之帖只有十五帖。
《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合装）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合装），《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合装），《游目帖》在日本；
《姨母帖》、《初月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在辽宁省博物馆；
《寒切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
《行穰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