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合璧展出，轰动两岸，举世关注。人们由此想起了分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稀世国宝——“三希帖”，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其艺术价值和传奇经历，完全可以与《富春山居图》相比肩。
三王三帖三希堂
说到“三希”，必定要先说到“三王”。
“三王”之中首推王羲之。王羲之生于东晋时期，出身于名门望族。羲之辩才出众，性格耿直，16岁时，被晋太尉郗鉴相中为“东床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推荐，为宁远将军，又先后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为官却不恋官场，钟情于自然，专注于书法。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书法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成为艺术欣赏对象，文人有意识地在技法、形式、风貌上孜孜以求书法之美。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在临川郡城东高坡购买房屋，名曰“新城”，宅内挖有生活用井和练习书法用的洗墨池，“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他少从卫夫人学书法，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无与伦比，被后人奉为“书圣”。
“书圣”之子王献之，从幼年时代始学习书艺。据说，王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儿子的笔力，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相传他有一次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蘸泥汁写了方丈大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却不知是献之书法。王献之天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新安公主仰慕已久，竟离婚要嫁给献之。此时王献之早已成婚，与青梅竹马的结发妻子郗道茂感情甚笃。皇帝下旨让王献之休掉郗道茂，再娶新安公主。王献之为拒婚用艾草烧伤自己的双脚，但无济于事，只得忍痛休了郗道茂。成为简文帝驸马后，王献之宦途更为顺利，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他宦情淡泊，热衷于书画艺术，故而政绩一般，书法技艺却又有发展与突破，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献之初学父书，后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书、草书著名。并在其父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更妍媚、流便的书体，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二王”之后有王珣。他出生在一个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官至尚书令。王珣是王羲之的族侄，其祖父王导、父王洽、弟王珉均善书，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王珣是王门流派的重要书家，董其昌评其书法：“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三王”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族，创作的“三帖”是书法史上的三件顶峰之作，堪称奇迹。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行书写成，是一封书札，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在这件书迹中，交替使用行书、草书与楷书，以圆笔藏锋为主，笔法圆劲古雅，行笔流畅自如、神情兼备，结体匀整稳健、疏密有致，既显现出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又表现出平和简约、丽质天成的意境。
王献之的《中秋帖》以竹料纸书写，内容是：“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整个作品一笔而下，几乎字字相连或相扣，犹如江河之下一泻千里，给人以潇洒飘逸、豪健奔放的快感。
王珣的《伯远帖》，以行书写就，为慰问病中朋友的书信。其内容为：“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勀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此帖行笔峭劲秀丽，笔断而意连，结字左右开张，疏密有致，参差错落，无雕琢造作之痕，有揖让腾挪之趣。
这三件作品，只有《伯远帖》为晋人原作，《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都不是真迹，因为1000多年前，宣纸在没有特殊的保管条件下难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是古人用双钩填廓法复制的，即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覆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纸上，用墨填写。用这种方法复制的书法作品，几乎与真迹一样。据证现存的《快雪时晴帖》是由唐人复制的，《中秋帖》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临摹的。
三王的三帖自出世以来，一直被视为珍宝，被无数人收藏，到清代乾隆年间，这三件书法珍品在清廷聚首。
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书法，尤其欣赏三王的三帖，特地在他住的养心殿西暖阁隔出一间小屋，命名为“三希堂”，收藏三帖。“三希”有二解。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第二种解释为“珍惜”。古文“希”同“稀”，“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宝。几起几落几沉浮 待清王朝被推翻，原藏于“三希堂”的三希帖也开始了它们起落沉浮的苦旅。
辛亥革命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到了内庭，但他仍可以享受“清室优待条件”，不仅可以沿用皇帝的称号和礼制，还能享受政府每年300万两银元的补贴。即便如此，这个“小朝廷”因为谋划复辟和挥霍无度，经费颇为吃紧。溥仪打起了宫中文物的主意，以赏赐的名义，将大量珍贵字画盗出宫外。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时间，小朝廷偷盗成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太监宫女，都想方设法偷盗宫中文物，拿出去典当变卖。
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将三希帖偷藏起来，想伺机出手卖个大价钱，但三希帖名气太大，尤其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本身的价值不可估量，而且有乾隆皇帝的题款、印章70多处，瑾妃有所顾忌，就把此帖留下，先遣小太监将《中秋帖》和《伯远帖》拿出去卖掉。
遵照瑾妃的交待，小太监没去大古董店，而到一家名为“品古斋”的小铺子，达成了交易。几天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来到“品古斋”，买走了《中秋帖》和《伯远帖》。
郭葆昌家财万贯，酷爱收藏，也颇具几分眼力。得两帖后，他秘而不宣，连自己的家人也没告知，只在夜深人静时，才悄悄将两帖拿出来独自欣赏……
三帖之中只有《快雪时晴帖》还孤单地留在宫中。
1924年11月5日，受冯玉祥派遣，鹿钟麟、张壁和李石曾率部进入紫禁城，要溥仪3小时内离宫。溥仪惊慌失措，但没有忘记藏在养心殿西暖阁的《快雪时晴帖》，将之偷偷卷入随身行李里，准备带出宫去，出宫时却被守城士兵发现扣下。李石曾立即派人买回一只大铁柜，将《快雪时晴帖》锁了起来，作为头号宝贝严密保护。
后来，国民政府决定将昔日皇宫禁地改造成向公众开放的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将装有《快雪时晴帖》的大铁柜移至自己的办公室，任何人不得动它。
然而，还是有人在动它的脑筋。1928年6月的一天晚上，张作霖派人来找易培基，要求借《快雪时晴帖》一阅。易培基明白，来者说是借阅实为强占。他不便硬顶，推说这件宝帖锁在保险柜里，钥匙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取出。此时，张作霖急于离开北京，只好作罢。十几小时后，张作霖乘坐的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皇姑屯站被炸弹袭击，张作霖当场被炸死。假如易培基当时把《快雪时晴帖》“借”给了张作霖，那么这件宝贝就不幸成了他的随葬品。
两年之后，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人再三请求下，国民政府同意故宫文物实施南迁。
就在南迁前夕，郭葆昌请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徐森玉和科长庄严到他家中，为他们饯行。酒过三巡，郭葆昌向他们展示了流失在外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三人大为惊喜。郭葆昌允诺，在他百年之后，将此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
1933年2月5日，故宫博物院实施文物南迁，《快雪时晴帖》在第一批南迁文物之中。这些文物先运抵上海，后运到南京，“七七事变”后，存放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又踏上了万里迢迢的西迁之路。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又陆续被运回南京。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下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用军舰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在其中。之后，《快雪时晴帖》被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直至今天。神奇的是，《中秋帖》与《伯远帖》也曾到过台湾，差一点与《快雪时晴帖》在他乡聚首。
郭葆昌临死前，将二帖交给儿子郭昭俊，让他兑现自己的承诺。可是，当时的郭昭俊过得颇为不顺，只能靠变卖父亲留下的文物度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台湾，见到庄严，郭昭俊旧事重提，表示只要政府给一点报酬，他就将“二希”捐赠出来。
但这时国民党自身难保，顾不上这两件国宝。庄严四处筹措资金，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眼睁睁地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
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将“二希”抵押给香港一家英国银行。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抵押期限快到了，在催促郭昭俊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二希”卖给银行。赎帖的钱没有着落，郭昭俊只得准备出卖宝帖了。
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此时在香港银行工作，得知郭昭俊要出售《中秋帖》和《伯远帖》，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将此事报告了父亲徐森玉。
徐森玉立即向马衡作了汇报。马衡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做出批示：“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两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
马衡、王冶秋、徐森玉来到香港，鉴定二帖均为真品。两天后，马衡接到了北京的消息：周恩来总理批准了50万港币的回购款！
12月3日，离宫之后四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回到北京故宫
何时何地再聚首 时光流逝了一个甲子，中华瑰宝“三希帖”仍分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馆。随着《富春山居图》完美合璧，人们不禁问：“三希帖”何时何地能再聚首？
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说“不是问题”，是因为已经开了《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合璧之先例。再往早说，2009年北京故宫出借了雍正皇帝的37件藏品给台北故宫展出。由此看来，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拿到台湾去与《快雪时晴帖》聚首，应当不成问题。
说“是问题”，是指要把台湾的《快雪时晴帖》拿到大陆来与《中秋帖》、《伯远帖》聚首，目前还不可能。在台湾，文物外展有明确规定：凡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出台湾办展览，当地必须要有司法免扣押文物法，以确保不扣留来自台湾的展出文物。但大陆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这令台湾方面颇为担心。这样，只能是大陆的文物去台湾展出，台湾的文物不能来大陆展出。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等、不合理的，也不符合两岸民众对文化交流的愿望。
其实，早在2008年11月底，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访问台湾时就公开表示：“回大陆展览的文物不涉及所有权和保管地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明确表明，回大陆展出的台湾文物不会被扣押。
从法律上讲，虽然大陆没有关于“司法免扣押文物”的法律条款，但大陆的海关法律规定，所有境外(包括港澳台)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的货物(包括文物)，必须在海关如数清点清楚，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交流任务，并如数运出海关，一件不能留下。
即便这样，目前台湾方面还是难以做到将文物送到大陆来展出。那么，能不能找到其他办法呢？比如，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明确文物交换展出的保障问题等。
办法总比困难多。依靠两岸政治家的智慧和民众的诚意，总有变通的办法。
我们期待着：创作于一千多年前、分离于一百多年前、分藏两岸于六十多年前的“三希帖”在不远的将来，聚首于北京，聚首于台北，聚首于更多的地方，中华民族共有的传奇之作，能再书写新的传奇！
